1979年茅盾为什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口号?
2010年12月28日 09:51 粤海风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1979年的2月和10月,茅盾先后在《新文学史料》(第2辑)和《人民日报》(10月17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前者“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后者认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了“不要神化鲁迅”的口号。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有一个看法。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既有时代的预感,又有积久的气闷的抒发,又因高龄而有些事情记不清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位老朋友又是发表答问,又是发表文章,一面谈研究鲁迅的原则,一面要‘澄清’一些事实,颇为热闹。”“这位老朋友”指茅盾。王得后虽然用了“大概”这样一个不太确定的语词,但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解读这个问题的十分清晰的思路:时代的预感和积久的气闷的抒发。

本文摘自《粤海风》2009年第3期,作者:姬学友,原题:《茅盾为什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

1979年的2月和10月,茅盾先后在《新文学史料》(第2辑)和《人民日报》(10月17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和《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前者“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后者认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了“不要神化鲁迅”的口号。

针对茅盾的看法,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在《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集中发表了《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答茅盾先生》、《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随后,李何林又陆续发表《“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文,多次对茅盾的看法提出批评。

于是,新时期伊始,以茅盾和李何林为代表,围绕鲁迅是否有“知人之明”,是否被“神化”,鲁迅研究中有没有“两个凡是”,不同的观点和倾向激烈交锋,展开了一场颇为热闹的文坛论争。支持或认同茅盾看法的文章主要有:《不要“神化”鲁迅》(高畴,《文汇月刊》1981年第1期)、《要科学的评价鲁迅》(陈根生、文达,《群众》1981年第5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读书》1980年第1期)等;赞成或倾向李何林观点的文章主要有:《所谓“神化鲁迅”》(王得后,《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12期)、《对〈要科学地评价鲁迅〉一文的商榷》,(刘福勤,《群众》1981年第5期)、《“神化”及其他》(靳文,《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7期)等。

从1979年到1981年,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左右。余波绵延,至今不绝。笔者无意也无力对30年前的这场论争进行整体评估。笔者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贯谨言慎行且与鲁迅交往密切的茅盾接连发力,一定要高调“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甚至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口号。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大体弄清了双方的主要分歧和论争的原委。

论争双方的主要分歧

茅盾的看法:《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从冯雪峰“文革”时期披露的一份材料中,得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明是胡风提出,冯雪峰赞成,然后二人去请鲁迅同意”的结论。茅盾认定,胡风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来对抗已经提出将近半年的‘国防文学’口号”,是想“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界”。由此,茅盾“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接下来,茅盾极言,自己和“四条汉子”等人都认为“胡风行踪可疑”,而鲁迅竟然“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他认为,“造成鲁迅如此信任胡风,冯雪峰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同胡风素来密切,并曾共同反对周扬”。这就很自然地“牵涉到鲁迅的知人之明”了。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认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他举出章士钊、李四光、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例子以自证。文章最后,茅盾要求:“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李何林的回应:在《也来澄清一些事实——答茅盾先生》中,李何林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所提;左翼文艺界的“分裂”与“混乱”早已有之,并非始于两个口号论争;鲁迅相信胡风自有道理,并非没有“知人之明”,也不是“失察”。文章最后说:“至于胡风问题,我们相信历史会作出恰当的结论。”

在《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吗?》的“补白”中,李何林反驳了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鲁迅确实批评和肯定过一些人,但“都有具体内容,是针对当时他们的言行的,并没有对他们下终生的全面的结论。他们以后的变好变坏是以后的事”。即使有人根据鲁迅的批评和“赏识”作出“一定糟糕”或“好到底”的结论,这种结论也不应该“要鲁迅负责”。和对待胡风问题一样,李何林坚持认为,上面五个人(指茅盾例举的被鲁迅批评过的章士钊、李四光、胡风、冯雪峰、周扬——笔者注)“一生的功罪,自有他们各自的历史来做结论”。文章最后语气颇为严厉:“借反对‘神化鲁迅’之名来贬低鲁迅,或在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上抹黑,是徒劳的!”

茅盾为什么要提出“不要神化鲁迅”?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有一个看法。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既有时代的预感,又有积久的气闷的抒发,又因高龄而有些事情记不清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这位老朋友又是发表答问,又是发表文章,一面谈研究鲁迅的原则,一面要‘澄清’一些事实,颇为热闹。”“这位老朋友”指茅盾。王得后虽然用了“大概”这样一个不太确定的语词,但却给笔者提供了一个解读这个问题的十分清晰的思路:时代的预感和积久的气闷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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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姬学友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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