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为何“秘密”进口粮食:之前吹太狠
2010年03月26日 08:58 凤凰网历史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本文摘自《跌荡一百年(下)》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外交困,时局艰险,年轻的共和国在它的第十个年头遭遇了空前的困难。让人叹息的是,在这期间,中央决策又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几次进退摇摆。

在灾情初起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万吨。这一年7—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决定对当前的失控进行反思,而最终的结果却以更激进的方式闭幕,对“大跃进”持有不同看法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人遭到严厉批判,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继续大跃进。

庐山会议的风向突变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机会。到1960年初,决策层内的反思声音再起,各种经济指标被压了下来,可是,中苏关系交恶后,激进情绪再度陡然升温,又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正因为这种政策上的失误,局势日渐恶化,最终酿成重大的悲剧。

一直到1961年,为了走出绝境,中央才逐渐调整激进的经济政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主要展开的工作有两块,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二是把工业速度降下来。

当务之急,自然是缓解粮食危机。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粮食产量,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而仅仅靠清华大学的“增饭法”,却只能暂时骗骗肚子。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特别方式,从进口粮食和减少城镇人口两个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能够换回外汇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于是就缩减棉布的供应。1960年,全国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1尺。据外贸部的计算,每人减少1尺布,用于出口可得5美元,全国总计就是3500万美元,能多进口10亿斤麦子。

历史学者陈明远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记载,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9年,布票一下子减少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到1960年再减半,只发3尺7寸布票,当时买一双袜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个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够买十多双袜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够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山东城镇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资的空前短缺,可见一斑。

即便全国人民少吃减穿,还是无法缓解粮食危机。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客观地说,在粮食供应无法增多的情况下,这个不无残酷的决策最终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从1958年起,为了大炼钢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城市里,在三年里共新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从9900万陡增到1.3亿,这自然造成了粮食的供应紧张。当经济突然大萧条后,工厂里马上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现象,纺织工业停了500万锭,食品工业三年增加了55万人,很多工厂的工人无工可做。根据计算,从城里精简2000万人,可减少供应粮食30亿斤。中央的《精减通知》指出:“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从精简政策实施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事实表明,这一政策缓解了城市供应的紧绷状况,也对农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复苏的作用。以坚忍和温顺出名的中国农民从来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撑者,他们在正常的年景里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袤的农村就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情景在日后将一再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商经济的成长从来就在吃“农民的红利”,城里人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在2000多万被精简下乡的人中,就有一个16岁的农村青年名叫鲁冠球。

鲁冠球的家乡在浙江省萧山县的金一村童家塘,与杭州市隔钱塘江相望,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城当一个工人。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就被征调进了萧山县城,在一个打铁合作社当上了锻工。三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就在新工资拿了两个月之后,他突然被精减掉了,卷起铺盖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搭起草棚开了一间修理铺,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

发生在1961年的这次大精减在少年鲁冠球的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金一村距萧山县城不到两公里,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工作过。他说,“我发誓从此不再进城,我就在农村办工厂。”20年后,一心想做工人的鲁冠球成了中国最着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设法缓解粮食危机的同时,国家还必须把过快的工业速度降下来。

1961年一季度,各项工业指标发生重大溃乱,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了食糖,其余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决策层这才承认现实,开始踩急刹车。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项指标大幅下调,提出“坚决后退”和“必须退够”。毛泽东无奈地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我们现在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学会,还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么办法?”

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它一方面继续强调“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生产活动,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它的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同时,则把大跃进时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劳分配”,对遭到批判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予以恢复。

196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到了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到年底,全国关停倒闭的工厂数达4.4万个,占1960年9.6万个企业数的44.8%,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关掉了将近一半的工厂。其中,冶金企业减少了70%,建材企业减少50%,化工企业减少42%,机械企业减少31%。同196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业下降57%,钢产量跌到了667万吨。在当时的工业界,把关停工厂和精减工人统称为“拆庙搬和尚”。

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无数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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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波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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