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过合作。然而，后来他们逐渐产生了矛盾，明争暗斗日渐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陈伯达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作虎皮，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

陈伯达，原名陈尚友，1905年生于福建惠安县。从他曾祖父到他这一代，曾是四代书香门第。对这样的出身，陈伯达一直否认，他自称是贫农、破落户。大约从17岁起，陈伯达便在惠安、晋江、厦门和上海混事。应该说，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有志向和野心，但后来就成为中国政要，恐怕是他起先没有想到的。

1922年到1924年，陈伯达在厦门通俗教育社任编辑，初步显示了他的“笔功”。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1925年春被接纳加入国民党，同年去厦门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随后到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对共产党产生了兴趣，求学于邓中夏和瞿秋白门下。1926年秋到1927年4月，任中国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后投靠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1927年，隐瞒历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天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因参加所谓托洛茨基派组织，于1930年被遣送回国。1931年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解先秦诸子哲学。稍后，在天津被捕。1932年出狱。次年又参加托派，也参与察绥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活动，成为了一个抗日者。

1937年，陈伯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由于他上过大学，在当时以农民为主干力量的革命队伍中，算是个真“秀才”，所以他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近毛泽东，也有机会施展他的笔下功夫。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升迁打下了好的基础。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50年代陈伯达的主要工作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195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参加编辑，作为主要成员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着作。他抓住这个机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国已经诞生，毛泽东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于陈伯达来说，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了。

195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伯达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此后，陈伯达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着作。这些着作的出版发行，使陈伯达在国人印象中俨然成为中国的“首席理论家”。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中共七大时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21位。但此时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1958年5月25日，一直担任“副”职的陈伯达终于获得了一项正职任命:担任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红旗》的总编。《红旗》创办伊始，影响并不很大。但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使《红旗》杂志为国内外所瞩目。进入“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更成为“中央喉舌”，负有传达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响更甚于当时的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958年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一片“左”的狂潮的年代。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陈伯达显出了更“左”的一面。然而，这一次却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1958年11月的郑州会上，毛泽东板着副严肃的面孔，一针见血地批评道:“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毛泽东以习惯自问自答的口气说:“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的话使台下一片哗然。陈伯达本想用自己这个“高见”来赢取声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好在当时中国建设正处于摸索阶段，建设性的意见不被人指责。这本应该令陈伯达吸取教训的，但他似乎没有放弃利用手中掌握的理论去获得权力的打算，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本来，当时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为数不多。如果陈伯达潜心研究理论，也许会有一番建树的。但这个典型的野心家，不会忘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企望借助书本寻找仕途，他热衷于宦海争斗早已超过了他对书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