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文苑》杂志 作者:孟兰英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了。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驻大使便成为了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组成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第一批大使，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们脱去戎装穿上西装，踏上了新的征途，由此也书写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将军大使的一段佳话。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时任解放军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是周总理亲自点将。他接到命令后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北京后，周总理问他有什么想法？耿飚直率地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其实，这是耿飚的谦虚。他对外交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他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任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也一同坐到了谈判桌上。时任三野第八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因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

“将军大使”学习班

赴任前，为让这些转行干外交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培训班，学习班的地址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住饭店原来是件享受的事，可却让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睡门板、睡窑洞的日子，突然要他们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一下子还真是难以适应。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穿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大家感到很不习惯。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人们的称呼，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称呼也从某某将军变成了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无法适应。对这些曾出生入死的将军们来说，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10位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他把“外交”与“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引起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恩来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去了，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恩来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从“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

每天天不亮，院子里就会传来朗朗读书声，将军们埋头苦读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日常学习中，年纪稍长的袁仲贤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应注意的事项一字不落地记在本上，经常阅读，反复翻看，他笑称自己这是“笨鸟先飞早入林”。袁仲贤的精神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战友，黄镇暗下决心，要像当年打碉堡一样，努力攻克外交上的每一道难题。

在学习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讲课。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中有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们谁也没有见过，看后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期间，学习班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都是由毛岸英当翻译，他除每句话直译外，还作详细的解释，毛岸英还给大使们讲了自己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使将军们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