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当我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他的第一反映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让我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当时，举世公认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空防体系。据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4000个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00台防空雷达和2100架随时待命起飞的喷气式截击机。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空中屏障。在莫斯科周围，更有一个几乎滴水不露的“橡皮套鞋”空防系统，足以抵御核打击。 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毁；1983年8月，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偏航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机毁人亡。而这次，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竟让一个仅有40飞行小时经历的业余飞机爱好者轻易越过，而且畅行无阻地突破了天衣无缝的莫斯科空防，安然降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区，这不能不使苏联当局惊出一身冷汗。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说:“没有什么比这次飞行事件更使苏联当局难堪的了。”

为此，5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国防部副部长兼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的职务，75岁的国防部长索科洛天元帅也被撤职，由64岁的亚佐夫大将接任。这种决然措施在二战后的苏联历史上极为少见。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有三百多名军官被解职，一些人还被投入监狱。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宣布，鲁斯特的举动是“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他已被拘留审查。31日，苏联新闻社社长法林表示，红场飞机事件不会影响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称:“应该感谢他提醒我们注意到防空系统存在的漏洞。”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