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我的父辈》作者:张黎明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林/文

1997年2月19日——爸爸邓小平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一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的最好治疗。

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个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

爸爸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后，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服……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