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会见时间一再延长，还是不见转机，李玉琴咬牙说些狠心的话，可内心却不容易恨起来，也很难与溥仪一刀两断，事情就是这么矛盾着。

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战犯改造的原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为挽回溥仪的婚姻巨变，继续做了大量的努力。孙明斋所长听完李福生的汇报非常着急，把溥仪叫到办公室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

“她很坚决。”溥仪回答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很好，且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所长仍然抱着希望。

关于这以后的情况，溥仪回忆说:“过了几天，竟真的又收到她的来信。因为这次离婚始终是两人和蔼协商的结果，并未发生彼此感情的破裂。因此，她回家以后又给我寄信、寄东西，安慰我。来信说还惦念我，又说她母亲、姐姐和她连新年也没有过好，都难过得流了泪。又说，如果我能够早日出去的话，她还可以等待一个时期等等，我的这颗心又被弄得动荡不安起来了。所长又找我谈话，给我出主意说:‘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于是我又给她发了一封信，她接到信很快就来了。当时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按规定是不能接见的，可组织上特别许可在假日内会见，为了照顾我们，还告诉说有话可以尽量谈，谈几天都可以。并破格允许她和我住在一起。尽管政府这样为我们的终身幸福着想，但商谈结果还不得不尊重她的意志，我们双方决定离婚。”

溥仪和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管教科的同志再度与李玉琴深谈，仍无结果。经所内几位领导研究，都认为这不单是私生活问题，还关系到溥仪的继续改造，因为溥仪特别想念她，只有这唯一的妻子了。于是，他们径直向中央公安部一局请示。时间不长，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同志传达了罗瑞卿部长的答复:宁可破例让溥仪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恢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要轻易地允许离婚，要尽量做好李玉琴的工作。当金源把这一指示向李福生传达时，令其大为惊讶，允许在押国内战犯与探亲家属同居，这可是从无先例啊！管教科几位干部马上动作，在管理所主楼后面管教人员办公室一侧的平房内清理出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安设了双人床和全套被褥。与此同时，又派人在厨房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不错的晚餐。

痛苦的分手

自大栗子分别11年了，溥仪和李玉琴终于又有了同桌共餐的机会，继而是同床共眠。当留宿房间内只剩下两人时，除了心平气和继续白天的讨论外，自然也有夫妻的温存。因为并未出现感情骤然破裂的情况， 他们能够友好相处到最后。

“保留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你有什么好处？对我却有种种危害，那又何必呢！再说你有病，我们在一起也不过象兄妹或朋友那样，将来还不是孤苦伶仃剩下我一人，叫我怎么过？”李玉琴坦诚而言。

“实际上你就是我的一个妹妹，我是对不起你的，让你等了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溥仪深深自责，又满怀依恋地问道，“离婚后你还能来看我吗？”

“存在关系我们是朋友相处，不存在关系我们还可以是朋友。我会继续关心你的改造，你改造好了，我也高兴。”溥仪不住地流泪，李玉琴更是呜呜啕啕地哭，两人深深感到那种非感情原因离婚的痛苦。

李玉琴最后一次去抚顺，本来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内心是痛苦的。不料又突然冒出一个在监狱内与正商谈离婚的丈夫同居的机会，她毫无准备，一颗心全被搅碎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她哭得泪人一般，几乎晕了过去，虽然不乏缠绵，过后却只记得丈夫为自己脱衣、系鞋带等笨拙的爱抚动作，别的都不记得了。她又说，溥仪过去信奉“神仙眷属”的生活，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然而，如果他生在普通人家，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是一定会留下儿女的。

第二天李玉琴又气又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感。她认为自己提出离婚并不仅仅是为了夫妻生活的满足，她说过，一个长年吃素的人也就讨厌肉了，一个多年不接触男人的女人也能习惯，如果没有政治压力就不可能离婚。刚度过这个永远忘不了的早晨，她便决定离开这里，这天是1957年2月4日，旧历正月初五。

“还有什么困难、要求？提吧。”分别时溥仪主动说。

“不！你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只是到抚顺来，欠了点债，以后你有条件时就帮我还上吧。”李玉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玉琴刚走，管教科科长金源便过来问溥仪昨晚谈得怎样？溥仪哭丧着脸说，谈了一宿，李玉琴也哭了一宿，不管怎么说还是要离婚。

离开管理所，李玉琴没有向往次那样直奔火车站，而是穿越街区，来到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门口，并迈动沉重的双腿走了进去。在第一合议庭办公室内，她受到院长李国章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