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李玉琴连夜返回长春，一路上心情并不愉快，两条腿相当沉重，鼻子发酸，总想流泪。千里迢迢来看丈夫，并没有想过再当什么“贵人”，只盼有一天能够团圆，过上“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的人间生活。不料费挺大劲儿来一趟，呆不一会儿又得分开，这到底为了啥呀？一些好心的同志早就劝她离婚，划清界限，可她却忘不了过去的感情，现在溥仪被关押着，更不能在这困难时刻离开他。内心矛盾重重，在长春下火车后跌跌撞撞往家走，差点儿摔在一位骑自行车人的身上，真像喝醉了酒。回到家里就想大哭一场，可她强忍着。分别时溥仪嘱咐到家后别忘了写信，于是她寄出了这封报告旅途平安的信:

亲爱的溥仪:

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看见了你，可是我很高兴。看见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进行学习，重新作人，这能不使我高兴吗？

在这10年的岁月中，当然，生活琐事是很多的，一个人的思想是随着客观环境逐渐变化的。不过我想，虽然生活不安定，长时间不通信，互不了解情况，可是从我们夫妻感情来说，始终是互相惦念的，而我总觉得一定能有见面的时候……祝你

勇猛进步！

你的玉琴 1955年7月24日

溥仪收到此信的高兴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称呼”还是使他陶醉的称呼，语气仍然那么亲切！溥仪当即握管作复。李玉琴在8月初接到溥仪的信后很快又于8月11日发出回信。在溥仪当时看来，这封信“竟表达了一种类似初恋的心情”:

亲爱的溥仪:以前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佛身上，每天跪在佛前念两三个小时佛，以为念佛，天下就没有灾害了；佛更能把你送到我面前来。结果一场空。静兰就是为佛死了，可是佛却不管她的孩子了……

溥仪当时太激动了，他可能完全没有看出，这封信所透露的潜在的危机。在这位年轻的前“贵人”的心灵深处，神佛的偶像垮台了，接踵而至的是对旧观念、旧传统……一个一个地发生动摇！她在信中表示了对历史的怨恨之情。她所向往的是“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

李玉琴当时的处境很尴尬，一个出嫁了的女人，丈夫被关押着，自己长期住娘家，还没有正式工作，只靠临时找点儿活干，那会是什么心情可想而知，快点找个正式工作，经常到抚顺看看溥仪，这就是她当时的两桩最大的心愿。那时两人通信频繁，溥仪是当天收到来信，第二天就回信，李玉琴每天要干活儿，必须忙里偷闲，不过三五日、七八天总要寄出复信的，有时还寄笔记本、寄钢笔，她还是惦记着丈夫，期待着与溥仪重建家庭的一天。

据李福生回忆，溥仪对妻子寄来的那些普通学习用品非常喜欢，精心加以保存，舍不得轻易拿出来使用，就像年轻小伙子收到心爱姑娘的定情物一样，时而偷偷拿出来看看，又轻轻放回原处。

1955年秋天，李玉琴再赴抚顺探亲。路费是挂牌行医的针炙大夫林永泉资助的，他早年曾给溥仪当侍医，颇受宠信，常常得到赏赐。新中国成立后就在李玉琴家附近开设私人诊所，听说“上边”关押在抚顺，很支持她前去探视。

这次见面谈得很多，当时李玉琴才二十六七岁，是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候。溥仪总是盯住她看，露出很喜欢的样子，有时也会冒出几句情意缠绵的话来。可是他对妻子的个人境遇并不怎么关心。既不了解失业给她造成的痛苦，更不了解“皇娘”二字带来的压力。当妻子讲述这些时，溥仪只是奇怪地反问:“是吗？”好像一点儿也不懂得外边的事情，但说起北京的亲属却津津乐道。他总说谁谁给他写信来了，谁谁挺好。这回也不直呼名字了，也叫某某叔叔、某某弟弟、某某妹妹了，怪亲切的。李玉琴心想:人家究竟是皇族一家子，自己算什么呢？一个汉族穷孩子和他们到底不是一回事！这些自然在她心灵深处蒙上一层阴影。

回到长春以后又陷入失业的痛苦之中，李玉琴不愿闲在家里吃白饭，便托人上毛织厂找点缝活儿干，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思之再三，她决定回北京去，上一个女人天经地义应该奔的婆家去。1953年她从北京出来，是因为溥仪没有消息，她必须跳出溥修那个封建专制的家庭。现在，溥仪有下落了，其亲属都在北京，总会有她的落脚之处吧？只要能住下，再找找工作看。到了北京先上五妹韫馨家，那时她也与多年失掉联系的丈夫万嘉熙恢复了通信，所以非常高兴，四个孩子全都利手了，两个大的上了高中，学习很用功，一家人欢欢乐乐。五妹以礼待人，把李玉琴留在家里住下，使她感到温暖。但她并未能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还是一起患过难的毓嵂给她想办法，凑足返程路费。回到长春仍是经常给溥仪写信，鼓励丈夫好好改造，早日出狱。虽然很少谈到自己的困难，但已经逐渐产生了对丈夫的怨忿之情，因为他既不能帮助解决妻子的失业问题，又不愿写信让北京的亲属向困境中的妻子伸出援手，似乎他还不大懂得关心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