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川英子墓碑

绿川英子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世界语者。她勤于工作，勤于学习，更勤于写作。在《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室里，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写作。除了她年幼的儿子偶然打扰她一会，使她不得不暂时停下手中的写作外，她几乎没有一刻休息。她开始以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用世界语写一部书，书名就叫《在战斗的中国》。该书的第一部于1944年底就在猫儿石《反攻》杂志的编辑部里完成。1945年初开始在《反攻》杂志上连载。 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要看到新的斗争仍在延安所指挥的全国各地进行着。中国人民绝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在远东的这一角落，中国人民必将把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进行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该书计划写三部，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工作紧张和时间关系，后两部没能完成。但仅就是这一部用世界语写成的著作，就奠定了绿川英子在全球世界语界至今无人能及的地位和境界，而且享誉文坛。世界语前辈栗栖继就曾这样评述道:“如果此书得以完成，那就不仅在世界语文学界，甚至在全世界也会成为主要著作。”日本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说绿川英子“堪称是二战前和二战中第一流的散文家。”

绿川英子给人们的印象是温柔、深沉而娴静的，就象一汪明镜似的湖水，平静无波。然而，她又是一个性格开朗、思虑深沉、对人生和社会都有着透彻理解的女作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怀有鲜明信念的一个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当时的《反攻》半月刊社附近，国民党特务设有暗哨，人们经常都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而绿川英子却总是处之泰然。1945年5月，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了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著作，她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这天晚上，兴奋的绿川英子和《反攻》杂志社的同仁们一道，从江北的猫儿石一路狂奔至城区，参加了全市人民的火炬大游行，她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而取得的民族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欢乐之余，绿川英子想到了她的祖国--日本将向何处去？第二天，她只身一人慢慢地来到了江边，面对东方，坐在江边的礁石上，思念着她远在家乡的父母姐弟。她说:“离开祖国已经八年了，怀念之殷莫过于今日。但是我们要和平的日本，要民主的日本。”面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绿川英子在思考着自己祖国的前途，她的心情十分复杂和充满了焦虑。过了几天，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绿川英子向先行的聂长林等人嘱咐，她有个弟弟叫长谷川弘，如果在日本俘虏中发现他，请把自己的消息告诉她弟弟。9月18日，《反攻》半月刊停刊后，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开始北上。

当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时，却发现4岁多的儿子刘星失踪了。绿川英子夫妇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他们北上而采取的卑劣手段。经过多方营救，他们终于迫使国民党特务把刘星放了出来。

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了上海，随后又登上了北去的轮船。

经过奔波。绿川英子一家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后来因解放战争迫近，又加上绿川英子刚生了女儿刘晓兰不久，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她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她为之战斗了整整10年的中国。

她的丈夫刘仁，为失去心爱的妻子悲伤不已，不愿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由于悲痛致病，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后，4月22日，刘仁也离开了人世。

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1952年春，高崇民同志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佳木斯一带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时，特地到墓地去凭吊了绿川英子和刘仁同志。

1973年中日两国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日本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绿川英子:“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贡献的人，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中，献身两国亲善事业的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绿川英子外，再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位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整整十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自己青春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83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绿川英子夫妇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