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武汉，绿川英子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即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她立即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具体工作地方就在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担任日语播音员，执行瓦解日军士兵的广播任务，绿川英子正式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在汉口的住处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从这天开始，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就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流畅的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大声疾呼:“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她那动人心弦的话语，撞击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使许多日军官兵觉醒、忏悔，有的跳海自杀，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尽，有的拒绝参战。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军下层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钢刀，刺向敌人的咽喉，让敌人惊恐万状，胆战心惊。

这时，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人民。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明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使她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加入中国军队，因为他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他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7月中旬的一天，绿川英子由汉口乘船过武昌，来到设在昙华林的政治部第三厅，会见了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母亲、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会见时，赵老太太拉着绿川英子的手对她说:“孩子，谢谢你来帮助我们中国抗战。我们两个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哪！”又说:“你的娘家是日本，婆家是中国，你应该为咱们两个国家努力工作啊！”绿川英子感动地回答说:“老妈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7月29日，绿川英子参加了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话会。这是武汉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者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盛威、白薇、叶君健等30余人。轮到绿川英子发言了，她首先说:“我说不好中国话和英语，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来向大家讲话，我只好用世界语来表达我的愿望，因为世界语标志着人类的爱与和平！”最后，她用世界语高呼:“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当叶君健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翻译出她的这段话时，会场上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九三八年八月，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假如我有百个身体，我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中去，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我要到所有的战线去，给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日本东京警视厅才查明了那个在中国操着流畅日语对日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11月1日，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绿川英子的照片，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要他们全家“引咎自裁”，在她家门口挂上“卖国贼”的牌子。 对此，绿川英子嗤之以鼻。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攻击，绿川英子英勇地表示:“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她坚信:“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甚至全人类走向明天的关键所在。”她常怀着深挚的感情说:“我爱日本，爱我自己的双亲、姐姐、弟弟、亲戚和朋友等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祖国。同时我也爱中国，爱这有那么多的亲切而勤劳的伙伴围绕着我的第二故乡。”她说:“我恨，我要拿出全身的力量，最最憎恨两国人民之间的杀戮”；“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法西斯。”她呼吁中国人民:“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援抗战。”这是多么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