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武汉的战斗岁月，绿川英子一辈子也不能忘却。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一阶段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

在武汉期间，除对日广播外，绿川英子还参加了武汉人民群众的“义卖献金运动”等各种抗日募捐和文化界的救亡活动，与中国的文化界人士逐渐熟悉起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同年12月，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撤往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作对日播音工作。不久，国民党中宣部专门成立了由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的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对全世界各地区的播音工作，与中央广播电台在一起，地点就在现在的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处，原大楼已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拆毁。这时，绿川英子就住在附近的两路口大田湾，每天步行到不远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段时间，与她一起担任对日播音工作的还有一位由日本回国的中国青年池步洲。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在重庆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我们一提。

1939年初，重庆各界群众为支援前方抗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活动。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贩夫走卒、扁担棒棒……，也有一些达官贵人、军政显要、富家少奶，甚至妓女娼妇、鳏寡孤独，人们把一分、一角、一元、十元，乃至百元大钞毫不犹豫地投进献金箱里，更有人把手表、金镯、戒指等名贵细软送到献金台上。面对中国人民这种激昂的爱国热情，绿川英子深受感动。她也要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晚上回到家中，她翻箱倒柜地折腾出全部家当。可是，经过广州、香港两次贫困的洗礼，能当的东西早就进了当铺，只剩下几本不值钱的书，工资也还没有发。下班回家的刘仁见她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安慰她说:“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不你就不去献了”。“你这是什么话？亏你还是中国人！”绿川英子生气地瞪了刘仁一眼。最后一狠心，撸下了手上的戒指和手表，这是她身上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了。也是她母亲和姐姐送给她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快帮我选一下，我献哪一个？”刘仁琢磨了好一会儿才说:“还是捐戒指吧，上班你不能没有时间呀。”睡觉前，她把戒指小心地放在枕边，说最后陪妈妈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绿川英子就匆匆赶到设在都邮街的献金台，等待献金的人们早已排成了长队，等了好一会才轮到她。正当她高举双手把戒指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对方还没有接住之时，后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她是日本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要她的几个臭钱，快滚她妈的蛋吧！”“什么？日本人？她是日本人？”人们开始骚动了。几个码头工人挥拳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们叫骂着向她挥起了拳头。绿川英子尽量蜷缩着自己瘦弱的身体，她觉得黑压压的一片愤怒的拳头正在向自己挥来。

突然，情急之中的绿川英子想起台上的人可能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她便慌忙地向台上的工作人员伸出求救之手:“快拉我一下！快拉我一下！”楞在台上的几位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人员这才猛醒过来，一把把她拉上了台去。一位认识绿川英子的三厅干部向台下骚动的人群大声喊道:“同胞们，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是同情中国人民的，她在三厅工作，她是来献金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她，我们应该欢迎她才对呀！”说完，他向绿川英子鞠躬致敬，并接过她手中的戒指举过头顶。 “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感谢！您是第一个来献金的外国朋友。”台下的人们再次骚动起来，一张张愤怒、惊愕的脸庞霎时变成了赞美和钦佩，人们对绿川英子肃然起敬，随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绿川英子站在台上，不好意思地向下面的中国人民鞠躬致意。尽管绿川英子一再婉言拒绝，但几个好心的青年学生还是坚持把她送回了家。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39年，时间是在下半年8、9月间。

绿川英子在大田湾的家距地处上清寺的国际广播电台不远，每天她都是步行上下班。当年的大田湾可是市郊，一条荒僻的小道是她每天的必经之路。一天傍晚，下班后的绿川英子正走在这条小路上。忽然，她觉得背后有几双杂乱的脚步声跟了上来。她回头一望，果然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跟着自己。跑？她肯定跑不过那几个“工人”，叫？荒郊僻壤谁能听见。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刘仁那魁梧的身材，于是，她一边大声喊着刘仁的名字，一边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刚跑几步，她就被人从后面推到。跌倒在地的绿川英子从地上摸索着拾起眼镜，转过身来，仰视着几双正在向她逼近的凶狠而冰冷的目光。

“同胞们！你们……，这是……？”绿川英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向他们问到。

“哼！哪个是你的同胞？”

“先生，您们……，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