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理，周恩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侧重点放在了纠“左”务实上。但是在一些“度”的问题上，又很难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办呢？

他首先巧妙地“借鸡下蛋”。会议第二天，他受留守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与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印发给了政治局到会人员。信中反映的是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呼吁“中央该管一管了，大跃进该刹一刹了”。这封信为庐山反“左”开了个好头。

其次，他不在理论上评论“大跃进”的是非，而是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谨慎。7月6日，他在听取了华东、西南、华南、中南、华北等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等人的汇报后说:“主要是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今年下半年的任务是在指标落实后好好安排，争取完成计划。”7月16日他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说:“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钢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5%，问题是一个一个发现的。”

他说:“因为摸问题，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突出问题是1959年上半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他在毛泽东处谈话时才了解到，是李先念汇报的。于是他连续3天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仔细算账，研究情况和措施。刘少奇说:“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紧，如果今年继续有赤字，而且数目还大，那就不应该了。”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看出这个问题，就应该抓住解决，如果现在还不解决，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周恩来随后提出算账、收权、归口等5条解决办法，责成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他举一反三，从财政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万吨钢)也好，一千六百五(万吨钢)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针对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除了统一思想，还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起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谭震林当时评价这几天的会议说:“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

在这阶段的会议中，整个来说，反“左”纠偏的呼声比较强烈。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指标越低越能落实的说法，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甚至还有人直接指责周恩来，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是散布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这就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在务实的同时还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他在7月21日开会时针对“泄气”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跃进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我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7月23日，他又在会议上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只靠干劲，只能冲出一点来，干劲必须落实。”

周恩来硬是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标落到实处就行，至于说自己什么无关紧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回击那些对于个人的指责，不正面评价“大跃进”的得失，不过多纠缠思想和理论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上来的事实，来说明“大跃进”带来的虚夸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等严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和补救。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事原则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