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2008年11月15日 10:5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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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当时周恩来的心情的确不错,对庐山会议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做客……可是会议结束后,这个提议当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庐山紫云缭绕,神秘莫测。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便抒发了他的豪迈诗情:“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他一进来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看起来他的心情不错,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好吧,进屋来谈吧!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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