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茜，山西太原友仁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于1937年8月到达延安，10月5日被逼婚未遂的红军将领黄克功枪杀，黄克功亦被处以极刑。此案在延安和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亦成为当年中国共产党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清除党内堕落分子的典型案例。近日，鉴于社会上流传着一些与当年史实不符的说法，刘茜的后人接受了凤凰网历史频道的独家专访，逐一进行了澄清。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刘茜后人文字实录，受访者父亲为刘茜的哥哥。“说理”系化名。采访整理：周昂

 刘茜不是国民党旅长的女儿

 凤凰历史：受害人刘茜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作为刘茜的后人，您能否谈一下刘茜的身世。

说理：刘茜，真名叫董秋月，刘茜是她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改的名字，山西定襄人，祖籍浙江青田。

她的家世背景显赫，祖父董子安帮阎锡山当山西都督有功，阎为了报恩，1913年任命董为山西晋南镇守使，1917年郭坚带兵攻打晋南，董不做抵抗，却在临汾为其母做寿，不但派人到定襄接老母，还亲自率领军队到灵石县恭候老母，这使阎锡山十分震怒，就撤了董的职务。从此董子安退出政坛，一门心思经商，是山西北京有名的商人，人称“虎商”。董子安经商成功是因为董家先祖三代人在清代承揽皇家工程，为定襄县的富豪，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刘茜的祖母是满族贵族，家庭妇女。

刘茜的祖父在山西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家财万贯，但他专制封建保守，只让孙辈读私塾不让读洋学堂，认为读了会学坏。刘茜的父亲就是在燕京大学刚读了两年被父亲叫回老家的。当时董家在全国的商号有72个，需要刘茜的父亲打理生意，而刘茜的父亲是个书生，不会经商，经常赔本。在刘茜的祖父看来，能够熟读四书五经，学会经商之道是董家男孩的立身之本，而女孩子是绝对不能读书的。刘茜的父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接受了新思想，在刘茜的哥哥五岁时，为了让儿子女儿能读洋学堂，刘茜的父亲带领全家离家出走，租住在太原东二道巷，这件事使他的父亲十分震怒，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只能靠当小职员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还算安逸。刘茜就出生在太原东二道巷，没有在封建大家庭生活过。

此外，日寇侵略使得董家的家业损失殆尽，在山西忻州匡村董家有一个叫“堡子”的庄园，被日本鬼子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烧了。当时董子安带着刘茜父亲的几个兄弟及其家眷在山西榆次车輞村晋商常家避难,无暇顾及财产。接着是商号纷纷倒闭，解放前夕没留下一个，加之董家不买地只经商，所以我家的阶级成份没定为“黑五类”。

1937年日寇入侵，刘茜的父亲听说了南京大屠杀日寇的暴行，非常恐惧，带领家人逃难到天水，在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实为难民营）当文书，工资菲薄难以养家，自己做肥皂补贴家用。战地服务团解散后又到玉门石油局天水站工作，解放后调到兰州石油运销公司总务科管点杂事，后调到西安石油运销公司工作，“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受过冲击。1958年年近60他退职回到太原。

刘茜的父亲一生都是小职员，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更和军界无关。建国后党组织给他定的阶级成份是“职员”。我父亲（刘茜的哥哥）、我们这一代的阶级成份都随祖父，档案上阶级成份一栏填的是“职员”，这有案可查，不是造谣者捏造的国民党部队的旅长，也就是说刘茜的父亲没有当过国民党部队的旅长。

“文革”中董家在定襄的祖坟被毁，先祖的尸骨被抛撒，董家成为革命对象，才殃及刘茜的父亲，他受到残酷的迫害。

刘茜的外祖父是阎锡山的银行行长，山西省造币厂厂长，是一位金融家。日寇占领太原，他带领全家逃难，将其所有带不走的贵重财产放在一个夹墙里，日本鬼子一天早晨上房顶插太阳旗，发现了那堵夹墙，立刻带着一队人马，冲进宅院，将留下看门的二娃子打死，把夹墙的财物抢劫一空，刘茜的外祖父气的得了淋巴癌，抗战不久就去世了。他主持建造的银行是西式建筑，如今是太原的文物。

刘茜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中相夫教子。她的哥哥、嫂子、姐姐、弟弟、弟媳、妹妹和妹夫全都是中共党员，其中姐姐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中条山；妹妹毕业于医学院，大学一毕业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一批进军西藏的女军医，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工作需要，她改做兽医，努力学习藏语，不仅为部队服务而且为当地藏民服务，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随部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续从事兽医工作。他的丈夫是我党的一位高级干部，是王震将军手下的一员爱将，受丈夫的牵连，她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刘茜成长和生活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兄弟姐妹都是知识分子，中共党员。如果有人非要按照阶级斗争时代划分阶级的标准——查三代，那刘茜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

刘茜并不是黄克功的女朋友

说理：刘茜满怀着革命热情奔赴延安时还不到十六岁。1937年8月7号到达延安，于8月9号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家书，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就在1937年10月5号被黄克功枪杀。这个时间段对还原黄克功枪杀刘茜命案的真相非常重要。因为刘茜在延安呆的时间很短，所以很多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对刘茜的身世仅仅是猜测，并不准确；对刘茜其人的描述如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等并不真实，说刘茜是黄克功的女朋友更是无稽之谈。

从我母亲和叔叔捐献给陕西档案馆的十几张刘茜的相片看，她相貌平平，永远是齐耳短发，素面朝天，身着布衣，没有佩戴过首饰，十分朴素，一副学生打扮，一双眼睛可看出她沉稳深邃倔强的性格。

需要说明的是，造谣者说刘茜和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谈恋爱，这个连长还跑到延安到陕北公学找到刘茜给她灌输反动思想。这个谎言十分离谱：刘茜赴延安时还不到十六岁，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包括黄克功。刘茜生活的时代还不兴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哥哥嫂嫂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的，何况她的父母家教很严，在子女的婚姻上强调门当户对。刘茜的妹妹1952年结婚，丈夫是国民党政要王新令（建国后是民主人士）的儿子，结婚时的证婚人是邓宝珊将军。董家和阎锡山军界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要说国民党部队了，刘茜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一个行伍出身的人怎能进入董家？更为离谱的是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竟能自由出入延安。当时去延安必须有地下党的安排，身份必须清楚，擅自闯入延安会被当作特务抓起来枪毙。这个谎言编得无耻且无知。

 刘茜是革命热血青年绝非“反动学生”

 凤凰历史：刘茜是当年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中的一位，她为什么会去延安？家里人对此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她是怎样前往延安的？

说理：刘茜在1935年入太原友仁中学读初二。当时友仁中学是太原共产党非常活跃的学校，就在这里，她接受了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学校的组织名为民族先锋队，她是负责人，同时她还是牺盟会的成员。在学校她多次组织学生运动。一次学潮后，学校的教导主任郎玉阶找到家里来向刘茜的父母亲告状，说他们查了半天没有查出来谁是头头，没想到是你家二妮子干的，你家二妮子真厉害，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一点都没看出来。郎玉阶是刘茜母亲的远房亲戚，加上刘茜的祖父被阎锡山撤职后，二人并没有反目为仇，阎是个知恩图报讲情义的人，仍然尊称董子安为“老叔”，家中红白喜事董仍是座上客，这两个原因使刘茜没有被逮捕，只是要求家中对她严加管教。1937年，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刘茜用“刘茜”的笔名写短文号召国人抗日，并且散发抗日传单，办抗日墙报等。

刘茜去延安是太原中国共产党组织派的，和她同去的还有七位同学，分头秘密前往延安。据她给我父亲的信中所说的内容看，是太原中共党组织派他们去延安抗大学习，学成后仍回太原从事革命工作，所以她要我父亲为她保密，说否则就不能回太原工作了。

刘茜从事的是党的秘密工作，除了郎玉阶来家里告状外，她的父母亲并不知晓她在干什么，对于她要秘密奔赴延安更不知情。1937年，平津失守后，日寇的铁蹄踏进晋北，太原岌岌可危，刘茜的父母准备逃难，要回忻州的“堡子”与父母及家人告别，刘茜请求留在太原看家，等父母回来一起逃难，等她父母回来只看到她留下的一张纸条和一封信。纸条上面写着：

哥哥：

你意想不到的事，我终于走出了狭小的房子，我要去认识这个广泛的大世界了。

一切似乎无需再来谈了，告你的，是劳你向娘多解释，多安慰点，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时间不早了，不谈。

此致敬礼

                                                 妹：秋月

信也是写给她哥哥的。信中写道：

哥哥：

的确，你会和别人一般地说我是胡闹，可是你却未想到另一方面去，或者，你比我想的太周到。许多所谓爱国青年，平日狂热的不知怎样表示爱国才够，但在这需要自己的时候。却回避起来，“家庭的束缚”，自己用以盖住本身的耻弱，平日的英勇气概都消失尽了。这你能说对吗？“将来还愁尽力报国吗？”这一种的阔想，我已看透牠了，骨子正是欺骗、狡诈，这是所谓聪明人的话，放掉“现实”的人才说这类话，这等于说一小孩子胃小，长大了再多多吃饭吧！如此荒幻的思想，你也给沾上了，你曾经向我说过，把目前的责任推到将来，哈哈，忘掉自己是生活在现实里的人，硬把自己放在将来的梦中！你能说这是对吗？只有把握现实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否则我们可以这般说：“救国着急什么，将来还愁报国？”你想亡了国做了亡国奴，你做救国运动，也怕迟了。

现在就向你告别！我要当看护去了，你耻笑我吗？告你，我并未把自己估计的多高，不过尽力而已！吃苦受惊，当然是有的，但为了国又有什么可说？……

说声再见吧！

此致革命敬礼

                                                  妹妹秋月草

据家人回忆，刘茜离开太原的时间为1937年7月16日上午。

一切皆在此言中，刘茜为什么奔赴延安，无须我多说了。

刘茜到达延安后，给她的父母和哥哥各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她过中央军封锁线的惊险和艰辛，为了保证事实的绝对真实，我把这两封信抄录如下：

娘、爸爸：

事情很简单，一个人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前途，时代的背景给他的任务，任何人阻止这个发动的运动（笔者：指抗日。）是不应该吧！！做父母的稍回忆一下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应当有点领悟！

我现在已平安到达延安，请勿念！做什么吗？明白的告给：我在此地上课受训说不定跟着红军上前线，上的学校是抗大，我想做父母的，为了祖国给儿女一点自己所能给自由，不算多吧！不过，父母的苦处我是明白的，社会的舆论，家庭的束缚，讥言暗笑，一般封建的传统习惯，层层叠叠的压制使父母不得动，不得有点自由，给女儿自由，当然是不易了！我不去怪做父母的，只痛恨社会的不合理！

我出来，一路，有组织暗号，于是住房、吃饭、坐车都不花钱，只在同蒲车上花了四元多，西安到延安一个大板也未花，从三原起身，红军满街自由的走来走去，再走即什么都公开了，红旗飘飘的挂着，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等的肖像每站都挂着（站——即红军的联络站），我每到一站即住下，步行了九百余里，更使我健如钢铁，三原到延安的汽路被雨冲了，眼看二十辆汽车不得坐，只好步行了，第一天走了六十里即不得动了，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即很快地走了九十里，以后即一百里的走下去。费了十一天的功夫。这里雨真多，我见到太阳的时候很少，苏区和白区有天地之别，老百姓没有不赞助红军的——这种证明多得很，现在纸有限，不得详说了。

……

通讯地址以后告你们！

此致革命最敬礼！

                                    你们的女儿

                                          秋月草于外交部

这是刘茜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她就被黄克功枪杀了。这封信能保存至今十分不易，刘茜父母在逃难的路上经常会受到中央军和地方军队的盘查，也会遇到土匪剪径，他们用什么方法保存下来的，我们不得而知。

从这封信看，刘茜一路有地下党的接应，最后十一天完全靠徒步走向延安。

另一封信是写给她哥哥的，描述她过封锁线的惊险和路途生活的艰苦，现抄录如下：

哥哥：我没有一点留恋，也没有任何怨恨，我很安逸的走上了火车，像一只自在的鸽子飞停在自己的窝内。虽然有些相识的同学朋友都奇怪的盯着我，问我去什么地方。经我几句话说的伊们都相信我是怕飞机。客观环境于我太利了，那天当夜才能通至渡口。坐了两夜一白日，当晚十一时才看见黄河水声滚滚，在夜中显得很可怕。对面陕西只看见那些黑郁的山。早上阳光发射在黄河面上，金波万层，一层推着一层地前流，水之大，真可说我生平第一次见。前几天，还翻了两只船，但我坐的这时候，顺风行船，费了十五分钟即到对岸的潼关。这是早八时。经过了检查进了潼关，街是高的高，低的低，宛如桥形。四周的影样和太原大不相同。满街飞沙，吃东西使你牙都响的难受。街道很宽，当中还有花池。房屋都是古旧破毁不堪，吃的茶放一会儿，即刻变成黑色。坐在黄河岸上，风吹的能把一件不坚实的衣服撕碎。奇怪的是同一黄河，而水自己很显然的高低分开来，一点也不乱。小孩子在黄河滩找草，那是给家中找燃料的。七八岁的女孩多是小足。因为陇海路一星期未通，所以店都满了。我住在民居中。可是幸运，当夜就通车了。我在黎明前即坐上了陇海车，一路经过华山、渭水，看见许多中央军……多得很（但不写了）。在十时左右即到西安。检查真严，说世界知识是禁书，而政治经济等书，“是课本吗？”“是的”，我这般的回答，便不检查了。

……同行者都合齐了，是各自独行的。我们便转向三原去，直达目的地……现正办入学手续，想来不几天即开始上课。

家庭对我是什么态度？

一般人知道吗？最好不要告人，因为将来回太原就不利了。

我什么话都告你

当头给你写些这个

有原因哩！不过不说了！

再谈！

以后告你住址，可是你不能告给父母及任何一个人。我……你应当对我忠实点！

                                          你的大妹妹

                                                秋月草

                                                    1937.8.9

这是刘茜写给她哥哥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托人带的，几经周折，才送到她哥哥手中，这时刘茜早已被黄克功枪杀。从信中看刘茜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十分激动和兴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可能怕家人担心，她把中央军的盘查写得轻描淡写，其实那时得过一道道封锁线，盘查很严，一旦发现是共产党，命就没了，那些中央军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十几岁的少女竟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认为这是刘茜能冲破封锁线的原因。这封信不知被我父亲拿出来看过多少次，信折叠成豆腐块大小，存放了七十多年，折痕已很难抚平。

上述纸条和信件现存陕西档案馆，由我母亲和叔叔捐赠。

在日寇侵略，民族存亡之际，刘茜以16岁的豆蔻年华，毅然以身许国，奔赴延安，要在延安学习革命理论，希望学成后回到太原继续革命工作，无疑，她是一个革命的热血青年，而造谣者却在文章中污蔑她是反动学生，良知何在，是何居心？！

 刘茜没有骂“共产党是土匪”

 凤凰历史：黄克功枪杀刘茜命案的细节，家人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当时的反应如何？案件发生后党组织对刘茜的家属有哪些善后措施？

说理：接到刘茜的两封信后，刘茜就没了消息，刘茜的父母十分不安，据我母亲回忆，一天夜里刘茜的母亲辗转反侧睡不踏实，总感觉门后站着一个人。天快亮时，迷迷糊糊中她向门后望去，真切地看到一个身影，不由得脱口喊出：“那是秋月！”再睁大眼睛仔细看，什么也没有，从此她认定刘茜出事了，就到处打听有无从延安过来的人，终于打听到有位同乡刚从延安回来，她忙去探问刘茜的消息，答曰不认识这个人，祖母突然想起秋月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刘茜”，又问刘茜的情况，那人告诉她：“别提你女儿了，被黄克功枪杀了，这事让毛主席伤了脑筋。”祖母才得知刘茜的死讯。当时国民党为了阻止青年学生到延安，就拿这桩命案大做文章，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小册子，如纪实文学《白色女儿》，大鼓词《枪毙黄克功》等，刘茜的父母从中知道了一些情况。痛失女儿，刘茜父母的伤心可想而知，但他们从未讲述过当时的情景。

198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毛泽东处理这个案件时给雷经天的信，从此就有一些亲历者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忆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最早看到的是金铁群的文章，《恋爱、民主与法制——黄克功事件目睹记》，发表在1981年8月刊的《共产党员》的杂志上，此文将案件的审理过程叙述得很详细。后看到1937年10月14日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对这个案件的报道。这个案件至今报刊杂志仍有记载，如2000年5月号的《上海文学》刊有《恋爱中的枪声》一文；同年5月12日《法制日报》的《延河畔的枪声》；《北京晚报》2000年12月14日的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的《林彪负伤与处决黄克功》；《知情者说》第二卷555页的《红与黑的追访——延安“黄克功桃色事件”真相》；等。这些文章对案件审理过程的描述基本一致，从中我们了解了案件发生、审理过程的细节：

黄克功枪杀刘茜的动机很简单: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动了杀机。据史料记载，1937年10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召开了上千人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公审大会，大会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主持，审判庭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等四位陪审员及书记官袁平、任扶中组成。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左超及高等法院检查官徐世奎是公诉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会场，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大会，其他机关、学校、部队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场气氛肃穆。审判庭宣布开庭后，起诉人和公诉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案的全部细节，公诉书中指出：黄克功对刘茜实系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功曾系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利益，危害国家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会上当雷经天让黄克功发表个人陈述时，黄克功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并作了简明扼要的检讨，在谈到自己的杀人动机时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就是侮辱革命军人。”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都听得清清楚楚。另外判决书也直陈了黄克功的杀人动机：“刘茜今年才16岁，根据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行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

公审大会后，当时的陕甘宁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37年10月14日的第一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案件：

边区最高法院，11日组织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审讯结果，黄克功自己承认，因为刘茜拒绝他的求婚要求，而实行强迫。终于不遂而以手枪击杀刘茜，这是苏区中从来所未见过，黄克功这种卑鄙的行为，是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允许的。这种为着个人恋爱，抛弃了过去艰苦斗争光荣历史，不顾目前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破坏红军纪律，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以最残忍的手段，枪杀革命同志，（人们）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律，法院为执行群众要求与法律起见，特于公审大会将黄克功执行枪决。

这些史料有力地证明了黄克功杀害刘茜的动机——逼婚未遂，恼羞成怒，动了杀机。而造谣者言之灼灼编造谣言，说黄克功之所以枪杀刘茜是因为刘茜辱骂共产党是土匪。

黄克功之所以逼婚，与延安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经历了残酷艰苦的战争生活，红军将士开始追求爱情，何况当时延安的年轻人很多。因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多女少。有规定：军官结婚必须符合“二五八团”的条件，即年龄25岁，8年党龄，团职干部。这些条件黄克功都够，何况他已26岁了。据刘茜的同学回忆，刘茜虽然不漂亮，但气质很好，文章也写得不错，就被黄克功看上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刘茜对黄的崇拜使黄产生了误解，认为刘茜爱上了自己。当时，黄克功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旅长，他在少年时就参加了红军，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这在许多延安女青年看来，他就是传奇式的英雄。据说刘茜经常拉着黄给她讲长征故事，并且幻想着自己也能走一次长征路。黄克功错误地认为这就是爱情。何况刘茜只在延安呆了不到两个月，16岁，对爱情的认识还十分懵懂，从她的信件看，她没有爱上黄克功，仅仅是崇拜，所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爱情。一些文章称刘茜是黄的女友是不准确的，说有婚约是黄克功的一面之词，要有婚约的话刘茜会死吗？

一些文章在写黄克功杀人时写成了激情杀人，其实不是，他是蓄谋杀人。据刘茜的同学回忆，黄克功为了得到刘茜的芳心，利用他所享受的待遇，常带刘茜和她的女伴，外号叫“贵妇人”的到红军大学合作社去吃饭，改善生活。在刘茜看来这是友谊，在黄克功看来是爱意的表白，二人感情的错位为悲剧埋下了祸根。后来黄克功开始给刘茜塞钱，要求结婚，这大大伤害了刘茜的自尊心，依刘茜的年龄，未成年，她也没有任何结婚的心理准备。她决定疏远黄克功，于是她给黄克功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信的内容是：

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的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该爱大众！……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中得出来的。

这封信现存延安革命博物馆。

这封拒绝信让黄克功深深地陷入失恋的痛苦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失去了理智。在1937年10月5日傍晚，警卫员看见他把心爱的白朗宁手枪装进了口袋，子弹是上了膛的。没过几个小时，悲剧就发生了。

刘茜的尸体第二天早晨在陕北公学对面的河滩上被发现，很惨，肋下一枪，头部一枪，面部模糊全是血，身上有被暴力殴打的伤痕。后据黄克功交代他开了两抢。按理说这个位置离陕北公学很近，枪声是可以听到的，但那天晚上风特别大，风声掩盖了枪声。案子的侦破过程是：刘茜一夜未归，陕北公学的同学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已引起注意。发现刘茜的尸体后有关部门要求各个单位查找凶手。这时黄克功的警卫员（当时叫勤务兵）发现黄的行为异常：彻夜未眠，辗转反侧。早上给黄擦枪时枪有射击过的痕迹，要给黄洗黄晚上换下的衣服，衣服上有血迹。让警卫员更为生疑的是有位陕北公学的女生董铁凤来问黄刘茜昨晚在哪里，黄答曰不知道，神色十分慌张。早晨天一亮，发现黄站在一堵高墙上向河滩上张望。于是警卫员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些情况。黄克功很快被收监。因黄克功身为旅长，案情重大，由罗瑞卿亲自审讯，黄克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罗瑞卿立刻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

对黄克功，我们的情感十分复杂。我们痛恨他夺去了刘茜的生命，让我们失去了一位亲人。刘茜的母亲在晚年还常常念叨她，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每逢这时我们都不敢说话，生怕自己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让老人更伤心。而刘茜的父亲从不提他的女儿，一旦我们提起，他的神情特别哀伤，一句话不说会呆呆地坐好久。我们深深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另外我们又为黄惋惜，他射向刘茜的两颗子弹射向日本鬼子多好。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竟沦为罪犯，成为封建主义的爱情婚姻观的牺牲品，令人深思。

我们钦佩他在公审大会上的表现。在公审大会上黄克功陈述了自己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战，我要死在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他的后几句话声音很低，全场一片静寂。最后审判长雷经天严肃地宣判了审判结果：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听到判决结果黄克功愣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举起胳膊高呼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完口号，黄克功跟着行刑队向刑场走去，这时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来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件东西，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声音很小，但会场上的人都听到了。很快“毛主席的信”像风一样传遍了会场，黄克功停下了脚步，眼睛盯着雷经天拆信的手，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原来在开公审大会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罪行，请毛泽东定夺自己的生死。雷经天招手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用坚定低沉的声音宣读了这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这封信我们全家感谢至今。我的祖父母从未向党组织要求过抚恤，建国后保持沉默直到去世。

 黄克功与刘茜合葬是谣言

 说理：黄克功被处以极刑后，张闻天讲了话，他讲话的题目是《民主、法制和共产主义恋爱观》，主要讲了民主、法制和恋爱的关系，说黄克功自持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新社会的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法纪面前是平等的。

上述史料全部有出处。

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陕西档案馆保存有丰富的史料，这是任何人难以篡改的。然而造谣者在他的造谣文章中却捏造了案件的另外一个版本，采用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法，将自己凌驾于延安时期的党中央以及老一辈革命家之上，将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做的事情全部安到自己头上，说自己是这个案件的“处理者和组织者”，“功劳巨大”，非常可笑的是他在书中竟说自己在1937年5月处理了黄克功案，这时刘茜尚在太原，黄克功也活得好好的，这一谎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造谣者说他把刘茜和黄克功合葬了，因为他和黄克功是老乡，都是邯郸人。事实上黄克功不是邯郸人，而是江西南康人，造谣者说的“合葬”一事是谎言，真实情况是：陕北公学的同学，每人拿了两块石头，在延安清凉山的半山腰，为刘茜垒了一个坟，并在成仿吾校长的带领下，在刘茜的墓前进行了公祭。而黄克功葬于清凉山下，是个黄土堆。

“文革”后，我叔叔上书中组部，要求为我祖父和三姑平反，胡耀邦做了批示，问题得以解决，我们认为这就是对家属的安慰与抚恤，我们很知足了。

 凤凰历史：这么多年过去后，家人们今天对这桩悲剧又有哪些评价和思考？

说理：如今斯人已去，这段历史早已是过眼烟云，它留下的仅仅是对世人的警示。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七十七年，竟有一个人（我姑且称他为“造谣者”）以“亲历者”的面目出现，在网络报刊杂志上书籍中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谎言歪曲这段历史，将自己说成是这个案件的“处理者”和“组织者”，编造谣言污蔑刘茜和她的家人，造成恶劣的影响。为此，我非常感谢凤凰网历史频道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我认为这桩悲剧有如下启示：

当年黄克功触犯法律，党中央依法对他处以极刑。它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不管他官有多大，不管他曾有怎样的光荣历史，对党和人民曾做出过多大贡献，只要是他触犯了法律，做了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这对今天的反腐具有一定的意义，对贪官也有警告作用。

黄克功的爱情观是封建主义的，男女不平等，将女性看作自己的附庸，对自己只能服从不能反抗，若反抗就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任意剥夺其生命。这是这桩悲剧的根源。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类似黄克功案的悲剧在我们周围时有发生。这个案件对于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有一定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