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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声:“东突”分裂主义是旧中国遗留后患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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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接手新疆,相应旧中国遗留的“东突”分裂主义问题也一同“接收”下来。所以,今天新疆的“东突”分裂主义实际上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后患。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热衷于政治的知识精英着力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构筑,至凯末尔时代,这一观念意识构成了偏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及“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观。该史观无根据、无限制地扩大和抬升古代历史上突厥人的地位,声称: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突厥人(即古代土耳其人;下同)。突厥人将自己的伟大文明传向了全世界,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都是突厥人创造的。

捏造或歪曲“土耳其民族历史”的高峰时期,是1930年4月在土耳其召开的“突厥之家”第六届代表大会。大会组织者在演讲中声称:

人类最高级的和最早的文明种族、国家,是阿尔泰与中亚的突厥人。

中国文明之基础的创立者是突厥人;

在美索布达尼亚、伊朗,至少公元前7000年人类最初文明的创造者、以及人类历史最早出现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实际上就是突厥人;

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创立者是突厥人;著名的闪族人汉谟拉比、显赫的亚述人,历史上都是突厥人;

以古希腊人为名的多利安人是阿纳多卢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祖先是被称为赫梯人的突厥人;

拉丁文明之基础的创造者是被称为埃特鲁斯坎人的突厥人。 

1930年,土耳其出版了新教科书《土耳其史纲》;1931年底,土耳其又出版了四卷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在《历史》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政治史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五帝”在中国统治的时代是公元前3000年,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省,而突厥人早在公元4000年前就进入此地并定居下来;进而以类似的推理,认为夏、商、周三朝的创立者都是突厥人。

在这种典型捏造出来的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直接产生了“东突”分裂主义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分裂主义历史观。

20世纪40年代初,“东突”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伊敏在境外完成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书中完全照搬和继承了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历史观,并将其套用在对新疆维吾尔人历史的叙述中,将其中的“突厥民族”替换成“维吾尔民族”,编造所谓“东突厥斯坦”的历史;进而凭空捏造“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分裂思想体系:书中编造历史的主线是:一万多年以前,亚洲中部就有一个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斯坦,不断受到中国侵略,最后成为了中国的殖民地;要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推翻“中国汉人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其理论构成主要包括:

任意抬高和夸大历史上突厥(包括维吾尔)民族的地位,声称突厥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距今一万一千年的民族(比古代埃及还要早伍千年的民族);在九千年前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编造“东突厥斯坦”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发展最早的一个国家。认为早在匈奴帝国兴起之前,东突厥斯坦就存在着维吾尔国家。

否认自汉代以来西域新疆就纳入中国中原王朝管辖的历史史实,声称汉代中国皇帝任命张骞为东突厥斯坦总督,占领东突厥斯坦的年限为四十九年。

否认边疆民族历史的主流,把历史上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描绘成汉族和边疆民族相互仇视和征战不休的历史。声称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清朝在新疆的治理是中国人实行同化政策,务使整个“东突厥斯坦”灭种于世界,是吞并“东突厥斯坦”为中国之一省的阴谋、企图与毒辣手段。

1949年新疆解放后,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仍在暗中流传;1987年该书在安卡拉又出版了增补本;境外分裂组织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又对该书进行了连篇转载,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新疆。这是“新疆是中国汉人殖民地论”的第二个理论来源。

1986年10月到1989年10月,新疆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公开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其中观点与上述《东突厥斯坦历史》同出一辙。自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历史观形成,到40年代初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再延续到80年代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其中捏造或歪曲的新疆民族历史观一脉相承,流传甚广,流毒甚深。由此构成了建立在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东突”分裂主义理论的第二个来源。

历史上共产国际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东突”分裂主义境外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厉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东方革命论”中,新疆军阀统治被错误地定性为殖民统治,新疆各民族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被错误地定性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出于世界革命的战略,共产国际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开展世界东方(即亚洲)革命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  

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甚至提出了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以下谈到的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内容均有前苏联档案作为资料的支持)。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的是,政治局会议上,Г.В.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等少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最终否定了它。不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没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种理论还会再度浮泛。

1934年2月,在前苏联的支持下,握有兵权的盛世才平定了“反金暴动”,成为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二任军阀。盛世才上台后,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在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1935年到1941年,新疆进入了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通过两个“三年计划”,苏联以资金和技术全力支持新疆发展;同时,苏联在哈密驻了一个“红八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是一个加强师,有空军和装甲部队;以军事手段扼住新疆的咽喉,维护盛世才的军阀统治。

但在“二战”的关键时刻,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盛世才对形势的判断出现错误,认为苏联在德国的猛烈攻势下将失败。于是从军阀的政治投机出发,摇身一变,从“联俄联共”变成“反苏反共”。有人说是他假革命,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军阀,只要能保住他的统治地位,怎么变都行。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开始清除在新疆的苏联势力,包括苏联派来的专家、军队教官,驻守哈密的“红八团”等全部都被赶走了。当时苏联“咽下了这口气”。

[责任编辑:宋晨希]

标签:分裂主义 后患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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