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李冬君教授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李冬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政治文化史，中西古典哲学及文化研究，著有《中国近代财与兵》、《孔子的圣化与儒者革命》、《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等。

清朝首富伍秉鉴为何移民海外？

凤凰历史：在《中国近代财与兵》这本书里，您写了19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首富伍秉鉴，他的结局是家产都转移到了到海外。现在也有很多中国富人向海外转移资产，让伍秉鉴们做出这种决定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李冬君：19世纪前半期，伍秉鉴作为中国首富，其财富积累的过程或多或少是乘着清朝贸易逆差的东风，借着茶叶贸易发了英国人的财，但也同时投资了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间接通过鸦片贸易发了中国人的财。而林则徐是被派去扭转贸易逆差、白银外流的，他直接将这把火引向了伍家。

原本伍氏是希望通过捐钱来向朝廷赎罪，希望朝廷网开一面，然而，他忘记了，在那样的王权体制下，怎么能有所谓“私有财产权”呢？王权可以载舟，也能覆舟。没有王权做后台，和珅能富甲天下？没有“天子南库”，伍家能成首富？“屈身拾起金苹果”，那是王权结的果，根本还在王权。王权所有制的集中反映是抄家，一抄家，就知道财产究竟归谁所有了。

等到终究看清这样的形势之后，伍秉鉴们不走又当何如？

中国近代化萌芽不开花 根源不在元清两朝

凤凰历史：有些网友认为，如果没有异族入侵，中国在南宋和晚明都有可能从工商业的萌芽中发展出“近代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冬君：在《中国近代的财与兵》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货币经济是险滩》，我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而近代化的萌芽是从货币经济中产生的，然而，萌芽归萌芽，却没有开花，更未结果，究其根柢，在于本币未立，统统由王权一竿子插到底。以被黄宗羲赞以“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的南宋会子为例，不管“称提”多么完善，无限王权的劣根性都无法改变。王权不受制约，货币可以无限量发行。

明朝以后，中国虽然进入白银时代，但用的是银两，而非银币。为什么不用银币？说到底，就是不想搞银本位，因为银两还有个成色的问题，更何况碎银子怎能作本币？中国用银两驱逐了银元，用碎银子那样的末币驱逐了完全标准化的国际货币，中国用王权收拾了银子。中国大一统，王权即信用，这样的原则看似威猛，实则自宫，当银元都变成了银两时，中国也就成了国际货币的黑洞。当各国都抽紧了银根时，天朝才知命根子在谁手里。

这中间，元朝、清朝的进入造成了断裂，但资本主义萌芽还有江南的商品社会，还是在往前走。所以真正造成近代化萌芽未能开花结果的原因，就在于本币未立，未能渡过货币经济的险滩。

晚清军队屡败于太平军 唯其无能才得朝廷放心

凤凰历史：晚清军队中实行“薄俸制”，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军官的生活，于是军官开始吃空饷、动用军用装备经商、出租军用土地，甚至参与走私。这些贪腐行为当时已经成了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为什么却难以取缔，最后只能在体制之外另练新军？

李冬君：当时朝廷最害怕的，是起来造反的太平军，最担心的，便是体制外突然崛起的新军。因为民间起兵，练成体制外新军，不是万不得已，朝廷是不开这个口子的。口子一旦开了，就要加强控制，恐有不测风云起于肺腑、生于肘腋。

新军再强，也不是朝廷自己的军队，朝廷信任的，还是它自己的军队，尽管无能，还得依靠，唯其无能，所以放心，亦因其无能，而一败再败于太平军。故欲灭太平军，还是要在王朝体制外练新军。

曾国藩厉害之处不在用兵而在治军

凤凰历史：曾国藩创建湘军，采用了什么措施防止军队腐败呢？效果如何？曾国藩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带兵十二年，但他却没有拥兵自重，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当时湘军军费不是国家拨款，朝廷靠什么来控制曾国藩和湘军？

李冬君：创建湘军，曾氏的功夫不在用兵，他的厉害处，是治军，以理学修身，以讲学治军，以书生领山农，都是子弟和乡亲，耕读合一，耕战合一，把书院开在兵营里，战士都唱《爱民歌》，练成“圣人子弟兵”。然而，有了这样的“圣人子弟兵”，胜敌不难自胜难，难在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一支体制外的军队，如何能让皇上心安？你越唱救亡高调，越打文化中国牌，朝廷就越别扭。

朝廷不光通过王权从外部挤压限制湘军，打了胜仗，领赏，朝廷将塔齐布的名字放在曾国藩前面；打了败仗，曾国藩去作检讨，受处分。还从内部分解他。他的朋友胡林翼，被朝廷授了湖北巡抚衔，他的老部下李续宾、李孟群都分别授予了浙江巡抚和安徽巡抚的实衔，而曾国藩还在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

这样内外夹击，牢牢把控了曾国藩和湘军。

《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作者：刘刚，李冬君，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民初为革命而民主是本末倒置

凤凰历史：在《中国近代财与兵》这本书里，您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异：英美立国时，参加议会的都是能拿出钱的人；而辛亥革命后，参加议会的代表却都没有钱。您认为这种差异对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冬君：是的，在本书《民元革命反思：孙、袁共和本末》一文中，我们主要谈的就是这种差异对民初共和制度命运的影响。

英美立国，除了民主政治制度，还有资本主义基础。民主革命，多半是有产阶级的革命，跑到议院来开议会的人，只要会议作了决定，总还是能拿出钱来的。民初的议会代表不名一文，声称只有革命精神，搞民主本是为民主而革命，结果却为革命而民主。

本来，民主为目的，革命乃手段，革命之缘起，是为民主而革命。可革着，革着，命就转了，转向为革命而民主，手段与目的换位，本末倒置了。

对于此时的欧美各国，若以民主优先，它们理应支持孙中山，如以资本为重，当然选择袁世凯。可这世上，有哪一个资本家会去支持一个自称“不名一文”的江湖革命家，而放弃一个号称王朝遗产合法继承人呢？即以民主言之，这当然是一个前提，但袁氏并未公然反民主，且愿意被民主，这就够了。

因此，这样的一个民初共和国，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弄垮了清政府，却未能完成真正的民主，埋下了二次革命的引线。这以后，革命便转向袁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