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资料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何建明先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何建明，生于1956年，江苏苏州人。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12年6月30日当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七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其中三获鲁迅文学奖、三获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童年听过长辈的抗战故事 上中学后知道“南京大屠杀”

凤凰历史：您是江苏人，在您的少年时代，有没有从长辈或者老师口中听说过“南京大屠杀”？

何建明：我的老家距长江不远。从小就听爷爷辈的人讲日本侵略军的事，因为日本人打上海、攻南京的部队主要就是从我们家乡一带的长江口上岸的。我上小学三年级前的那所学校，就是被日本人用炮轰炸后的半边破庙。我的同桌的外公就是在日本人那次轰炸中丧命的。所以一到夏天乘凉时，我爷爷和长辈们经常会讲起“日本人上岸”的事，而且不时会提到谁谁家的谁谁人是被日本人用枪或刀弄死的等等。

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很少听到，大人们给我讲的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有一出戏叫“沙家浜”，我的家乡就是“沙家浜”、常熟，我爷爷奶奶和大姑姑，他们都是参与抗日的“阿庆”和“阿庆嫂”人物，这些故事从小都非常熟悉。

关于“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上中学后知道的。而日本侵略军在攻打南京之前打上海、打常熟、打苏州的事我们都知道。我记得距我家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个小集市，就在长江岸口，据老人们讲，百米长的小街，当年连妓院都有，曾是日本侵略者聚集的地方。可以说，我的少年时代里所听得的故事中，有大半是关于“日本人”。

中国许多复杂问题是因为没写好真实的历史

凤凰历史：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了其他主题的写作，决定写作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

何建明：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暴露出的许多复杂问题，包括国民素质的低劣、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真实的历史写下来或者写好，所以现在有些事令人头疼。“南京大屠杀”事件本来是不用任何置疑，但由于我们太不注意这段血溅南京城的历史，没有认认真真地去写好它，故而七十多年来，中日之间为此事闹了不少“口水仗”，结果似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于是我们中国人民当然不干了，201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以示纪念那些被日军屠杀的民众。

应当说，我是无意间被“拉到”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今年初，我因为在南京正忙着写另一部重要作品采访时，一天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逮住”了，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见我，极其急切地期待我写一写“南京大屠杀”。没人写过？我就根本不信这么个重要的题材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写过。“没有。即使有一些人写过，但都不全面。”朱馆长肯定地说。他是专家，他这么一说，令我的胃口吊了起来：如此重大事件没人写过，这对报告文学作家的我来说，那是绝对不行的。

于是我就立即更换了创作任务，全力进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准备和写作。如果一定要说此书为“公祭日”而作，也可以说，但我的内心非常清晰：只要没有人写它、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我就必须去写。这就是我的全部写作动机和缘故。

何建明先生所著《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现已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

日本占领南京第六天已公祭阵亡官兵

凤凰历史：在您创作《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发现颠覆了自己以往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

何建明：有。或者说，有太多的对“南京大屠杀”的颠覆性认识和发现了。比如：我看到的“日本鬼子”，除了是杀人的魔鬼外，他们还是一支远比中国军队有文化的军队，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很多人能写“战地日记”，甚至用中文写古体诗；比如他们作为施暴者，却在占领南京后的第六天就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公祭”，公祭他们在打南京城时的阵亡官兵，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中国，死了30多万人，却直到今年才有了第一次公祭活动；比如日本人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精细，一是一，二是二，严守“规矩”，尤其对损失的人财物，都能一一记得造册，显示了一个有系统、讲严慎的民族，而我们呢？就是死了30多万人这一件事，常常用“大约”、“大概”、“估计”等这样的初略计算，让人感觉中国人什么都无所谓，连对死亡的人都这样，其他还能认真吗？等等，这些都让我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了解后，有了更多的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些问题有了足够的新认识。

“南京大屠杀”有太多血淋淋的东西 有的简直不能过目和细嚼

凤凰历史：张纯如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因为接触到很多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史料，感到身心疲惫，患上了抑郁症。您在写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些材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体验呢？

何建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太多血淋淋的东西，有的简直不能过目和细嚼。我理解张纯如作为一个清纯女子所受的刺激。其实我也一样，数个月来一直情绪很难自拔。但我毕竟是男人，又是军人出身，加上我一直是搞纪实类作品写作，经历了很多如打仗、灾难等考验，我不容易被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充满血淋淋的暴行的史料和事情所压垮。更何况，我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感情和情绪的控制对一个优秀的纪实作家来说，极其重要。感性和理性必须同时具有并确保均衡时，才可能进行激情且冷静的投入创作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大作品。

侵华日军是人性和兽性并存的“战争异类”

凤凰历史：您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本书中，引用了许多日军当事人的自述、日本及国际社会当时留下的报道，那么您对日军高级司令官的真实人性有什么新的解读呢？

何建明：确实，我查阅到了许多日本高级将领的自述和在南京大屠杀时写下的文字甚至是诗篇、日记等。老实说，我吃惊不少。一方面没有想到“鬼子”还那么有文化，那么有情调，另一方面深感很大意外，因为这些“鬼子”其实他们毕竟也是人，是一群比中国人更有文化的人，在这些有文化的日本人内心是复杂的，他们既有人的情感，而战争状态下的他们又是兽和魔鬼的。这些家伙是人性和兽性并存的“战争异类”。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看作“鬼子”，又不能纯粹地用人的标准来理解他们屠杀的行为。总之，要真实地写好这场人类史上少有的大屠杀，就必须从人与鬼两个方面来看待和叙述那些日本官兵的行为。否则无法真正“入戏”、“入情”，作品只能是千篇一律的“打打杀杀”、“血流成河”的图解式东西。

中国的“抗战片”是根本不懂战争的人胡编

凤凰历史：国外制作的二战题材电影在反思战争和人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您认为中国制作的、以抗战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何建明：我在上一个问题中其实已经回答了。中国的“抗战片”和小说，都是些“好人”“坏人”故事，是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和真正的战争是什么的人胡编的，基本上都是违背了战争基本特性和不解敌人为何物的情形下凭空想象出来的。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多数是娱乐式的。我想看一看我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里所写到的日本军人和中国军人、包括中国百姓在大屠杀时的行为、心态，就明白了战争其实就是人与兽、兽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撕扯决斗与残杀，根本没有定式，根本不是我们平常能想象得出来的。只有经历战争和深刻理解并反思了战争的人才可能写得好。

纪念南京大屠杀应强调公民和国家意识

凤凰历史：今年的12月13日是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认为中国民间在纪念南京大屠杀事件上还有哪些事可以做呢？

何建明：今天我们举行“国家公祭”。在我看来，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通过重新认识战争和那场大屠杀，更多的应该清醒地反思自已民族的许多缺点和问题，特别要强调公民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只有把自己真正强大了，才可能防止和制止下一次“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才可能战胜像当年日本侵略者那样强大的敌人。到那时，我们才真正是强大国家的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