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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阀与总统”的较量:蒋介石对黄炎培无计可施

2012年01月23日 09:08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朱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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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1932年7月12日日记中再次怒骂黄炎培:“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

当时,国民党方面召开国难会议,征召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但由于国民党无意开放政权,遭到各方抵制。4月1日黄炎培日记:“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会第四次会,因赴宁代表归述行政院长汪精卫无意接受取消党治、施行宪政案,决定不去,电政府申明不去理由。”5月5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且答应取缔抗日活动。但黄炎培在民间仍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当局的压迫。8月18日黄炎培日记:“得悉《生活》周刊将由禁递而发封,中央党部公文已到市政府。《生活》周刊案、申报馆案(禁止长江四省邮递)皆牵及余,且以余为总目标,何政府之不谅至此!”国民党当局指名黄炎培必须离开申报馆,24日他正式辞去了申报馆职务。但《生活》当年并未被封,1933年底被封后,邹韬奋开办了生活书店,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至于蒋所说“余之原稿改恶错乱”一事,我们查到《申报》于1932年7月11日第四版刊载有蒋介石“答复《大公报》之询问,否认法西斯蒂组织,始终愿为国民党员”的谈话稿,但此稿与台湾国史馆所刊蒋介石的《事略稿本》1932年7月10日所载内容并无区别,但与7月11日所载蒋介石电复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的正式文本有所区别。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大公报》的误差?我们没有读明白报道本身什么地方得罪了蒋介石。

蒋介石并没有对黄炎培实施“铁血”政策,他在民间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史量才则不幸于1934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扫除善意的批评

黄炎培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多次向蒋介石上呈军政界的弊病,却遭到蒋的嫉恨。蒋即使明知呈报属实,也容不得来自外界即使是善意的批评。

自参政会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黄炎培是当时宪政运动的重要角色。蒋介石也有明确的承诺,如1941年11月26日,参政会闭会式上,“蒋主席致词,极诚恳。”其中说到:“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实现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宪政实行后,当然是多党制,但训政时则否。各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政府定扶助之。”(黄炎培日记)但是,蒋介石实施宪政的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了团结抗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我安慰地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于歧视。此次第四届(系一届四次)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当观今后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1940年间,国共摩擦加剧,引起各界的忧虑。为此,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摩擦的任务。但是,黄炎培谋求团结抗战的愿望,在中共价值观里是“和事老”作风,是资产阶级代表(在将来这顶帽子很麻烦),而在蒋介石的价值观里,更成了“骑墙投机”。反正两头不讨好。为此,黄炎培认为:“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1940年12月24日,在张君劢家里,与左舜生、梁漱溟一起商量组织民主政团同盟。蒋介石企图对“反动派”“扫除而廓清之”,使“人心纯洁”,却没有力量彻底贯彻,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因而其他党派都有一定的独立活动的空间。但蒋介石并不希望他们发展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

连蔡元培都是“罪人”

1944年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独独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深恐“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因此,要求“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团结合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检举贪污”,“实施国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之遗教”,等等。内容虽然严峻,但措辞很温和。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45年1月3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昨日报载:黄炎培等元旦颂词,其幸灾乐祸,投机取巧,颠倒黑白,媚夷侮夏之汉奸心理,情见乎词。读之殊堪痛恶。”蒋并把署名者归之为“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蒋介石对异己者乱扣大帽子是没有道理的。

黄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间,访问延安,由此增加了对中共的认识,更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黄炎培一直反对国民党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蒋介石在7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中骂道:“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等无耻政客,挟共党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浑水摸鱼,从中取利,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则置若罔闻……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其罪实甚于汉奸与叛匪矣。”15日:“左王等借名共党反对召集国民大会,否则就是政府准备内战,制造分裂之口号加以恫吓。”忠言不纳,无能改革,等待蒋介石的就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了。

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很坏的评价。蔡元培逝世后,蒋介石在1940年3月7日日记中评论蔡元培说:“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黄炎培作为一生从事教育改革的教育家,对蔡元培的评价完全不同,他悼念蔡元培的下联说:“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黄炎培日记3月12日)在蒋介石这位“革命者”眼里,中国近代教育培养的都是乡愿式人物,“重外轻内,有私无公”,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者”,代表的是外国的利益(包括美国),他们又怎么可能带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呢?

 
[责任编辑:石立] 标签:黄炎培 学阀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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