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为“娼妓作家”:姚雪垠遭胡风“清算”始末
2010年11月30日 10:18 人民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1944年7月,胡风组织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批评碧野《风砂之恋》和姚雪垠《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

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同年,他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这一轮批判浪潮中,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

1945年1月,胡风致信路翎“赶写”文章批判姚雪垠的《戎马恋》。同年6月,胡风再次致信路翎批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路翎遂在《希望》上发表《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章指斥姚雪垠为“客观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攀咬姚雪垠为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传到重庆,文艺界同人对他避而远之。

晚年姚雪垠(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吴永平,原题:《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从姚雪垠为何无缘第一次文代会谈起》

1949年8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在国统区坚持战斗的进步作家会师了,代表们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此时,新中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党中央就率先召开这次全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检阅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显示了新的政权对人民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的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参加这次盛会的文艺界代表有近千人之多,不同艺术风格的、在党与不在党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文艺代表济济一堂,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有人注意到,抗战时期享有盛名的作家姚雪垠却不在代表之中。当时,他在上海教书和写作,南方代表团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

姚雪垠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抗战而写作,为胜利而讴歌的爱国作家,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竟然没有得到邀请。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一位与姚雪垠有争执的作家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姚雪垠“有一件公案”,还说:这件公案“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文艺界人士,大半是知道的,总之,在这件事发生后,文艺界舆论哗然,传闻纷纷,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参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李蕤文)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象,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钻进图书馆,钻进档案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捡;我们走访专家,询问“知情者”,在茫茫人海中搜寻——我们把重点放在解放前几年,寻求所有与姚雪垠有关的线索,把所有与姚雪垠有过论争,有过嫌隙,有过猜疑的人与事都滤了一遍。结果,我们发现了:这桩“公案”与胡风对姚雪垠的“清算”有关!

1944年4月,身任中华文协研究部部长的胡风在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文章里,他号召“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以反对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是他发动抗战文坛“整肃”或“清算”运动的动员令。

1944年7月,胡风组织了一批文艺批评文章,复旦大学学生石怀池批评碧野《风砂之恋》和姚雪垠《戎马恋》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副刊“批评和介绍”专栏上发表。

1944年底,胡风在《希望》第1期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同年,他组织石怀池、路翎等批评姚雪垠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这一轮批判浪潮中,姚雪垠被打成“娼妓作家”和“色情作家”。

1945年1月,胡风致信路翎“赶写”文章批判姚雪垠的《戎马恋》。同年6月,胡风再次致信路翎批判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路翎遂在《希望》上发表《市侩主义的路线》,署名未民。文章指斥姚雪垠为“客观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典型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攀咬姚雪垠为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传到重庆,文艺界同人对他避而远之。

1945年12月,邵荃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批评胡风的某些文艺理论观点,但赞同他们对姚雪垠作品“色情”和“抗战八股”的批评。

1946年3月,龚莺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4期上发表《骑士的堕马》,批判姚雪垠的中篇小说《戎马恋》。这个刊物是重庆左派刊物的大本营。随后,全国的进步刊物都开始“清算”姚雪垠。

1946年3月,辛冰发表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诽谤姚雪垠人格。

1946年5月前后,姚雪垠路经重庆,找徐冰辩诬“特务”问题。

1947年5月,姚雪垠在北平《雪风》第3期上发表《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批评“胡风派”的文章。

1947年9月,胡风组织对姚雪垠的反击,阿垅在《泥土》第4期发表《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按照胡风指示揭露姚雪垠的“生活关系”,暗示姚雪垠与国民党的关系。胡风收到阿垅的文章后,又转给楼适夷主编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发表,并信告阿垅,“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 (注意这里有“公案”二字,至此事情大半已经水落石出。)

1948年初,郭沫若在香港大中学生新年团拜会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说,他呼吁消灭四种“反人民的文艺”,其中“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暗指胡风等。

1948年3月,文委委派邵荃麟和冯乃超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展开了对胡风等的理论批评。胡绳发表文章,批评胡风最欣赏的作家路翎,继而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胡风不服,组织同人反击,他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写了《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愤怒地指责香港作家把他们与姚雪垠等同等看待。继而,《大众文艺丛刊》在批判胡风理论的同时,继续着对姚雪垠的批评,姚雪垠被卷入这场论争中,被双方所抛弃,成了双方的箭靶。

这就是姚雪垠的这桩“公案”大致的始末。不难看出,姚雪垠遭受的这场不名之冤,小部分归咎于延安“抢救运动”中别人的攀咬,大部分则归咎于胡风对他的“清算”。

解放以后,姚雪垠文途坎坷,固然与胡风的杯葛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他不时“偏离”主流文艺思潮有关;而对胡风而言,他对姚雪垠及其他进步作家的“清算”充分暴露了他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实践的偏颇。他对姚雪垠等的批判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50年代初,随着胡风与主流文艺思潮争斗的失败,40年代末的那场胡姚之争便沉入海底;数十年后,胡风雪冤复出,更没有人重提那场早就被人遗忘的“清算”斗争;姚雪垠那场“公案”的沉冤至今未白,不能说不是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重新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那场“整肃”或“清算”运动,无意探讨姚雪垠与胡风所持理论的差异与各自人格的优劣,他们都是笔者尊敬的文坛前辈,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有过贡献。笔者只是企图在此文中勾勒出一个文坛掌故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默杀”与“清算”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南国的读者透露出著名抗战小说家姚雪垠已经遭到“清算”的消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然而,若从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和为人作风上加以认识,对于他今天的被清算,就知道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行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如今抗战刚刚“惨胜”,曾创作出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还被打成“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娼妓文学”和“色情文学”的代表。这个转变太突然了,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善良的南国读者被惊呆了,觉得受了嘲弄,他们纷纷投书编辑部,要求解释所以然。编者被迫在第6期(1946年4月)的《编辑室信箱》上敷衍:

被姚雪垠的写作技巧迷惑的不单是你,很多人都有与你相同的感觉,他作品里面包含的“毒药”是什么?他被清算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正想找一个人把他的几本主要作品,作一番较有系统的批评,现在不想在小问题上答复你。

广州文协分会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姚雪垠被“清算”的真正原因。自然,这个刊物直至终刊,也没有正面回答读者所提出的质问。

中华文协对姚雪垠的“清算”并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是曾任文协总会的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自抗战后期就不遗余力地批评姚雪垠,他认定姚雪垠的创作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认定姚雪垠是泛滥于抗战后期文坛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代表。他发誓要铲除这种倾向以捍卫现实主义的纯洁性。这里或许有着宗派主义情绪,或许有着一石数鸟的企图,或许有着敲山震虎的用意。但,我们敢肯定,“清算”之初,胡风与姚雪垠并没有多少文坛“渺小的恩怨”,有的只是对文艺的审美特质、创作哲学等方面一点歧异的见解。姚雪垠与胡风都是以天下为已任,视文学如生命的“政治-文学”一元论者,抗战后期的反目导致了终生的睚眦,他们到死也没有原谅对方。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文学的悲剧。

胡风与姚雪垠的反目不是出于他们的“私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隐而显、由缓而峻的过程。在展开叙述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抗战之前及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他们各自的文学轨迹:

姚雪垠,生于1910年,9岁发蒙,高小毕业后断续地读过一年半初中,1929年(19岁)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其后辗转开封、北平等地自学,积极追随左翼文化运动,投稿谋生。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返回河南,参加开封《风雨》周刊的创办和主编工作。

胡风,生于1902年,10岁发蒙,1922年(20岁)发表处女作《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5年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回乡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辗转流离,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1年获日本庆应大学英文系本科学籍,1933年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本军警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抗战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姚雪垠与胡风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早年都受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熏陶,都曾投身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战开始后,他们都积极投入爱国救亡工作。他们的不同处只是在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不同,姚在北,而胡在南,各自有各自的文学、社会关系圈子。

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直到1943年以前,没有过碰撞的机会。1938年初,他们两人命运的轨迹发生了交叉,两人同时都在武汉。胡风是在武汉办刊物《七月》,姚雪垠则是因工作问题来武汉找中共南方局。为了筹措回去的路费,姚雪垠创作了几篇小说,一篇给了孙陵主编的《自由中国》,一篇给了《大公报》,一篇投给舒群主编的《战地》,《战地》退稿后远寄香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

姚雪垠为什么不把那篇退稿的《“差半车麦秸”》试投给《七月》呢,莫非他们之间已有成见。说起来也真是奇怪,也是在这个时候,和姚雪垠同住在武昌“两湖书社”的一大群流亡青年作家(他们的名字都是可以上抗战文学史的,如碧野、田涛、黑丁、曾克、李辉英、张周、吴强、王淑明等),他们天天都在写文章,因为他们大都来自北方战场,感受得太多,郁积的情感不能不发泄;他们到处投稿,因为他们等着稿费买米下锅。但这些作家的稿子几乎都没有上过胡风主编的《七月》。难道他们都与胡风有过龃龉,或者大家有着不向《七月》投稿的默契?台湾作家陈纪滢在《记胡风》中作了解释:他说胡风有个人所共知的怪癖,因为他办刊的方针与其它人都不同:

他编刊物的作风跟茅盾完全相反。茅盾在此以前,已经编过若干期刊,包括一度为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茅盾所采的“包容主义”,只要文章好,合乎需要,不管作者是谁,他一律接纳。所以他手下既有左派作家,也有右派作家。而胡风则不然,他的门关得很紧,不是什么人都能闯入。除了像聂绀弩、艾青等少数几个人外,多数作家必须是压根儿出自他门下。这些作家有名无名不关紧要。毋宁越是生面孔、陌生人,他越欢迎。他宁肯捧一个不见经传、初出茅芦的青年作者,他绝不愿意一个已知名的老作家出现在他的刊物之内。

上述作家“出道”都在抗战以前,虽然称不上“老作家”,但也在文坛上有点名气,他们也许听说过胡风的这个怪癖,于是避而远之。好在抗战初期报刊如林,好的稿件不愁发表。大家各安其所,没有冲突。

武汉失守前,胡风离开了武汉,西去重庆开辟新的文学天地;姚雪垠早早地来到了地处湖北西北部的第五战区,投身共产党人钱俊瑞等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1943年被五战区的国民党特务驱逐,他们的命运轨迹才在重庆又一次交叉,继而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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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永平 编辑: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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