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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之子忆父:24岁领导中共 延安整风中曾想到死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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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1937年4月2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后归来的周恩来一行。左四起: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四八”之谜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 “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黄齐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像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这一次在父亲失事的地方,我给父亲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补上当年那个遗憾吧。

特殊的家庭

5岁那年,我和二哥、二姐跟父亲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唯一的全家福,尽管上面还缺了3个孩子。

我的其他5位哥哥姐姐都是父亲与第一位夫人刘群先所生的。刘群先是我们党内资历很老的一位女干部,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无锡领导工人运动,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称她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学学习,在一次会议上她与父亲结识,第二年5月两人结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亲给他取名“秦钢”,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和叔叔帮助带大。

1933年初,父亲与陈云从上海撤到江西苏区。从国统区到根据地,路途险恶,他们还要化装绕道而行,所以已经怀孕的群先妈妈只能独自留在上海。 5月,群先妈妈生了个女儿,取名“摩亚”——俄文“五月”的意思。摩亚还没满月,群先妈妈让自己的姐姐照看这个孩子。大姐摩亚就一直在无锡的姨妈家。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法供摩亚姐姐继续上学。失学后,摩亚给人做过零工,帮人洗衣服做针线活挣钱。15岁时还被拐骗到四川,吃了不少苦。大姐摩亚从未见过父亲,对母亲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的接触。解放后,在组织的帮助下,大姐才回到我们身边。

长征时期,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组成红一方面军妇女队,她任队长,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战士之一。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群先妈妈生下了二哥阿福。这一年在瓦窑堡出生的孩子,有李维汉和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等,他们都是1936年的,是第一批“延安娃”。

1942年二哥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亲要给他取一个正式名字。他可能太投入工作,忘了在无锡老家的阿土叫“秦钢”,又给二哥起了个秦钢。解放后我们全家团聚时,就用大秦钢和小秦钢来区分他们。大秦钢上大学时不幸染上肺病,1956年去世,这样以后就不用“大小秦钢”来区分了,小秦钢正式成了“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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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博古 红军 毛泽东 重庆谈判 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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