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1月21日报道 鲁迅定居上海以后，结识了三个美国朋友。那就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890-1950)，加罗尔特·艾萨克斯(1910-1986)（—译伊赛克，中文名伊罗生），埃德加·斯诺(1905-1972)。这里，只说鲁迅和斯诺的交往。

鲁迅和斯诺的交往不算很多。1933年2月21日鲁迅日记:“晚晤施乐君。”那天谈的，是斯诺要将鲁迅的小说译成英文的事。这天谈话之后不久，3月22日，鲁迅就应斯诺的请求为他正在进行的这个译本写了一篇自序。

不久之后，斯诺移居北平，在燕京大学兼任讲师，同时在精通英文的中国作家姚克合作之下翻译鲁迅的小说。1934年6月19日鲁迅日记:“姚克来并交施乐君及其夫人信，即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证一纸。”斯诺得到了作者的授权。后来艾萨克斯也有意翻译鲁迅的小说，也希望得到这样的授权。鲁迅回信给他说:“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1934年8月22日)

后来斯诺的计划有了改变，不是翻译出版英译本鲁迅小说选集，而是在收入已经译好的几篇鲁迅作品之外，还收入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这本以《活的中国》为书名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了鲁迅《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等七篇。他人有作品入选的，有已经被杀的柔石，有正在狱中的丁玲，有新从沦陷的东三省归来的田军(即萧军)，此外还有茅盾、巴金、沈从文、孙席珍、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人。女作家杨缤(即1957年反右派斗争初期自杀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的自传性小说《日记拾遗》，是用“失名”这个署名编入书中的。

后来，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自己评论《活的中国》这本书说:“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并不大，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的社会公平的证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平民百姓’的重要性。”(《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5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两人的交往虽然不多，但是彼此的印象都是好的。斯诺记下的他的印象:

我会见鲁迅时，他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导师和伟大作家了。他身材不高，肤色浅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润。他当时五十多岁，正患着医不好的肺病，看样子不久于人世了。(同上书，第157页)

斯诺也记下了一些他们交谈的内容。很有意思的是关于《阿Q正传》的谈话:

“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Q吗？”我问鲁迅。

鲁迅大笑道:“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同上书，第158页)

在鲁迅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就是阿Q的统治吧。

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1935年1月8日)中写下了他对斯诺的评价:

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

鲁迅日记最后一次记载斯诺，是1936年4月26日:“与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姚克、施乐同来，未见。”真是不凑巧，客人来访，主人出去看电影去了，没见着。

这次扑空的拜访之后不久，斯诺就动身到陕北苏区去了，会见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写成了他的不朽名著《红星照耀着中国》(译本名《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客观地报道了苏区，红军和共产党。他成了毛泽东的一位终身的朋友，是冷战时代中美两国之间一条联系的渠道。这些，当然都是鲁迅身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