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幕僚助手，胡汉民等人固为一代精英。但他们毕竟在孙先生身边工作，较之孙先生的超常睿智，他们的事功就大为逊色。孙先生的谋略，是从大处着眼，以总的关节来带动诸般细节，而不是在个人意气上运用功夫，斯于大局无补。

因为营救汪精卫一事，孙先生就批评了胡汉民等人。

那时汪精卫因刺杀案被捕。同志悲哽，于是胡汉民、陈璧君、黎仲实等放弃革命军事运作，派人进北京，或以金钱疏通，或谋劫狱，想将汪精卫从牢狱中予以搭救。

孙先生就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槟榔屿秘密会议前，批评了他们。先生说:“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于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也。”（《孙中山集外集》149页）

事实上正如孙先生的判断，一年后清廷不支，不仅释放汪精卫，还要赔礼道歉呢。而胡汉民等人欲以传统方式营救汪精卫，小处着眼，费力费事，反而于事无补。

至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两人之间，中山先生对之如何呢？他对他们是辩证地运用。虽然对廖特别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的时候，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时候，代帅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为廖不如胡，其实先生自己自有定夺。他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因这两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廖、胡之为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后，广州的大权，落入鲍罗廷手中，既不属于胡，亦不属于廖；不过在事实上，廖比较尚握有重权，胡则仅一空洞之外交部长及中央党部之工人部长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于做工人运动，这不过鲍罗廷和他开开玩笑而已。廖则以党代表及财政部长之尊严，俨然为广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来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胡反不如廖矣。胡汉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观火，中山既死，汉民失势，岂肯罢休？故广州从此多事矣。中山远见，诚可佩也！”（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现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

戴季陶:报人生涯也是幕僚作业的一种

戴季陶主编《民权报》期间，因公开反对袁世凯而短暂入狱，报纸被迫改为《民权素》。

入狱更知专制之苦。

他的笔名天仇，因该报而大肆传播。故当其返川之际，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和雷铁厓到北京时一样。民众对舆论英雄的崇仰一直可下推到索尔仁尼琴回苏联之际，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一样的。

戴季陶少壮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终生。《民权报》初期以反袁为职志，兼以抨击唐绍仪、熊希龄、章太炎等。戴季陶被捕后，他的妻子钮有恒安慰他:“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

这些争民权、争言论自由的先驱，是何等的胸怀与襟抱。

他的文章多“铁血”、“击杀”字样，极具短兵相接的战斗力、爆破力。这来源于他性格中的坚韧与躁急。连蒋先生也说他“好恶偏宕，辞气时涉矜厉”。蒋先生还抱怨和他共事之际“吃亏受气”（《蒋介石年谱初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

在南洋时，雷铁厓受命教授孙先生的女儿读书，戴季陶来后，铁厓又让他教。他1911年底才见到孙先生。一见即大受先生的赏识。次年即任秘书，实为幕僚。直到孙先生去世。

他在同盟会中资历较浅，孙先生的助手、秘书很多，各有专长。除了雷铁厓因与胡汉民赌气甩手而去，时间较短，其他还有:戴季陶、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宋家树……或长于数理，或长于法学、或长于政治学……

像戴季陶这样的年轻人，中山先生对之亦慈亦温亦严。甚至对其衣饰都有恰到好处的指导。孙先生对他们总是蔼然长者，点到为止。是响鼓不用重锤的点拨，绝不是严词苛责。因宋教仁被刺，决定讨袁时，黄兴拟法律解决，戴季陶力持不可，曾代表孙先生与黄兴辩论。

志行坚毅源于眼光高迈

秘书，或曰幕僚人物中，戴季陶和雷铁厓等是铁血派，以他们的杰出的头脑根本看不起袁世凯，而是先知般识破袁世凯的用心。他们对举袁世凯做总统，痛驳其非。这和胡汉民、汪精卫颇见出区分来。

戴季陶睿智，北上迎袁世凯当天，就看出袁的虚应故事，料其必有异图，遂转赴天津。果然北京曹锟实行袁氏之计，发动兵变。

孙、黄出于战略或仁民爱物之考虑，对袁世凯多有褒扬和期待，而戴季陶单刀直入褫其画皮，拒不为其所迷惑，很快，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胆略、眼光确有超常之处。

胡汉民左右权衡，黄兴又鼎力促之，遂加让步，“和议若不成，唯有割腹以谢天下”！黄兴复汪精卫函:“中华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并劝中山先生“禅位于袁”（《黄兴集》94页）。

汪精卫更不可理喻，他直是逼宫，所说极不成话，谓中山先生“岂欲做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辛亥革命8集》419页）

章太炎也推波助澜。所以，当时睿智、坚定，而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轻的报人，他们多是孙先生的幕僚和助手，当时在党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赞扬陈其美刚毅、坚韧，他更推崇朱执信的崇高、纯洁。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间，他和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因为孙中山原来的高级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意见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见异思迁倒向北洋军阀的，这样戴季陶的作用就显得更大了。他在日本期间参与主办《民国》杂志以外，还帮助孙先生处理各种事务。有一次，几个印度人到日本拜访孙先生，戴在外屋告诉他们说孙先生不在，孙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请回印度客人，同时责怪他自作主张。他在日本期间，经济上很不宽裕，一些同盟会的老会员衣食都有困难，有时还有因为天冷无法取暖而生病的。他和陈其美曾经从日本到中国东北，联络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连活动近两个月。

1917年8月，戴季陶又被任命为民国大元帅府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孙中山护法。不久因为军阀的排挤，只有流徙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大力支持五四运动，还写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其文章启蒙色彩相当浓厚，批评北洋武人政府，抨击封闭迷信式的国粹研究。他在1919年9月写的文章，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他认为那些从事政治和投身政法运动的人不要企图以义和团式的政策来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图以欺诈的手段、焚书坑儒的政策压制人们的诉求。他也曾改变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需要革命的主张。较著名的表现在《中国与革命》这篇文章中（《戴季陶集》11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