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三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告诉他叫谷寿夫。

“对，对。”他一边说，一边在资料上慢慢划出重点:

第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在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人，不起诉661人，判处徒刑的208人，宣告无罪的283人，经中华民国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10人。

第二部分:

除东京审判外，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被判刑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94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