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村宁次:彭德怀眼中华北日军“最厉害”司令
2009年12月31日 09:35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

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自传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共党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共党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共党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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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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