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典型报道的滥觞: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

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笔者通过分析1942年04月30日～1944年01月01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揭示出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的缘由——在延安极其恶劣的形势下，延安《解放日报》通过报道吴满有，号召学习吴满有、使边区度过难关。本文还分析了延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报道的特点，指出了其中的报道时机、报道技巧、语言风格等。本文还探讨了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吴满有之弊病，比如报道失实等。

1944年，丁玲的会客厅里除了悬挂毛泽东、朱德的油画像，还悬挂着一位农民的画像。什么样的农民这般荣耀？竟能让丁玲如此顶礼膜拜呢？这位农民便是吴满有。[4]

吴满有在当时的延安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源于两年前（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对他的报道。目前许多学者认为，“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因为此前的报道均“没有有组织的各报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的共同口径，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5]相比较而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传则是党报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其意义不言而喻。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解”——“直接的观察性理解”和“解释性理解”。《解放日报》为什么要宣传吴满有？——这属于“解释性理解”的范畴，而“只有参照一种更为广阔的知识构架，一种社会行动才能被适当地理解和解释”。[6]笔者没有“广阔的知识构架”，只能谈谈一孔之见。笔者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大规模地宣传吴满有，是当时延安的形势使然。

1941——1942年期间，延安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7]。毛泽东在回顾1940——1941年的历史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8]他接着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痛恨国民党的“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是因为这几乎切断了外援。1940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占边区财政收入的74.7%。而是年十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禁邮，外援也大部断绝。[10]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让八路军陷入困境。1940年11月30日，朱德、彭德怀发出通电，质问何应钦，“八路军经费特少，而今停发，不啻置我军于死地”。[11]

国民党在“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在军事上对边区实施包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亦称“新四军事变”）让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12]其后，国民党陈兵四十万之众，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包围。[13]

为了应付1940年和1941年两次与国民党的摩擦，中共陆续调回在抗日前线的军队，以保卫边区。于是边区的脱产人员激增:边区脱产人员1939年为4.9万人，1940年为6.1万人，1941年为7.3万人。[14]党政军脱产人员占总人口的5.4%，也即每二十个人中有一个是脱产人员，这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3%。与之同时，1941年的人均公粮负担竟为1937年的10多倍。[15]1941年的谷物税则超过1938年的20倍。[16]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党内外反应强烈。

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开始对进行“扫荡”。1940年8月，彭德怀领导了“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百团大战”，让整个华北的铁路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17]“百团大战”引发了日军的军事报复，日军增加了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这对中共而言是一次“极大的灾难”，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18]

如果说上述均为“人祸”，那么“天灾”更是让边区雪上加霜。费正清说1941年的延安“天时不利”。[19]以降雨为例，1941年，延安全年降水量为313.6毫米，降水日为49天[20]，而陕甘宁盆地的每年平均降水量约为450毫米[21]。也就是说，1941年的降水量比每年平均降水量少136.4毫米。恶劣天气造成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收到了总量的10%的稅，而此时没收地主的粮食已耗尽。[22]1942——1943年间，华北各根据地普遍遭受旱灾和虫灾，让边区经济状况更为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