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让我们先看看中央不能控制的地方。

分析地方问题时，一般以省为分析的单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省的情形不同，没有一个省可以代表别的省。军阀割据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更大。要是一个又一个的省仔细地来研究，那对中国人有意义、有必要。但是对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史或中国问题的人，分省研究不但人手不够，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在这一章之中，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分析几个大的区域——北、南以及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或分界区。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分法。写军阀时代的人常常说“北洋军阀”、“南方军阀”。我们的划分方法承袭“北洋”、“南方”两个观念，并进一步加以解释，希望能看出一些比较固定、比较确切的意义。

“北”是一个单位，因为在我们所谓的“北”之中没有南方的军事势力。“南”也是一个单位，其中没有北方的军队。“北”包括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的北部和中部、湖北的东部和中部、江西的北部和中部、福建的东北和中部。“南”指的是云南、贵州、广西。在北方山西是一个中立或孤立的区域，在南方广东是一个各派势力角斗的场所。

在东部北部的平原地带与西部南部高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包括陕南、四川、鄂西、湖南、赣南、闽西北。这一个大地区位于秦岭以南与武夷山以北，属于长江的中上游。这个区域里有几条大江可以上溯或下驶。汉水可以上达沔县，长江可以上行到重庆，嘉陵江可以上溯到陕南，湘江可以直通湘西南，赣江可以上驶到赣南，闽江及其支流可以通到闽西北。这一个区域中的山形成山麓地带，高度在五百到两千米左右，使它的地形不同于平原和高原。因为河流可以上下行，这一个区域对南对北都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只有水路和小道而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水道能上下行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因素。

于是，这个区域是统一中国必争之地。

南北问题是在1913年内战中提出来的。那次内战的结果是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都由袁世凯的人控制，北方于是严重地威胁到南方势力的安全。1916年反袁之战，削弱了北方在四川、广东、湖南的势力，同时中国有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和肇庆军政府（以后是广州的护法政府），而且南方的势力伸向山麓地带。

南北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主战与主和。

主战，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中国非统一不能富强，富强就是有道，反对统一反对富强也就是无道；第二，中国非用武力不能统一，于是为了统一和富强可以不管法律。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战略有两个共同之点:因为南方强大的军事势力一个在云南，另一个在两广，所以一定要占四川以图云贵，占湖南以图两广。采用这样的战略就把陕南—川北、鄂西—川东、湘江中上游、赣南、闽西的战略价值提高了。这些地区都是攻守的要地。北方，因为军力强大要进攻这些地区；南方，因为军力弱小，只好防守这些地区。在攻守之中，除了派军队，也要联络当地的军事政治势力。

让我们看看在这个区域中，外来的势力与当地的势力因为南北双方的政策和压力而引起的变化。

陕南:在关中平原以南。关中平原一直为北方势力所控制，而陕南有川军（刘存厚的军队）、鄂军、民军。1918—1919年南北和谈时期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时期，也正是陕南民军势力极盛时期。民军是受南方国民党影响的军队，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与川、鄂、滇、黔的“靖国军”合作，先占陕西，然后顺汉水而下，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在陕西的川军是从四川赶出去的，希望借北方的援助打回四川。1920—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渐渐增强的时候，陕南的民军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败亡。以后陕南一直由北方的军队和川军分治。

鄂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荆州襄阳地区遭到反对，石星川和黎天才所率领的两旅宣布自主。自主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但是鄂西的驻军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驻军的冲突以及着眼于他们的军饷，于是划了六个防区。到1921年湖北军队因为军饷不足而发动了一系列的哗变，造成湖北省内局面的混乱。川军和湘军借此机会援助湖北的自治运动，那就是帮助黎天才、蓝天蔚的援鄂之战。同时，吴佩孚不满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1920年前后向奉系和西南讨好的作风，也大举入鄂，企图摧毁湖北和邻近省份的自治运动。战争的结果是王占元下台，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增强了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控制了武汉的经济资源。这次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吴佩孚改变了1917年以来的和平统一政策，认为中国非用武力不能达到统一。

江西:段祺瑞发动1917—1918年的南北战争时，曾经作过江西都督的李烈钧率领云南和广东军队攻赣南。他失败之后留下的一些滇军和杂牌队伍驻扎赣南，而且都投于北军的势力之下。此后，江西北军的力量不断增强，直到1924年直系败于奉系之后情况才改变。那时南方也才又企图进攻江西。谭延闿的湘军由鲁涤平领导，滇军由朱培德领导，进攻赣南，但是没有结果。江西之所以在1927年以前没有受到来自南方的严重威胁，是因为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主要兵力对比较遥远的江西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有意于江西的孙中山和李烈钧又缺乏攻城略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