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 作者:清秋子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