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追随孙中山动因辨析

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之家,在清末中过会元,点过翰林;在辛亥革命以前曾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著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1920年代初又是湘省制宪自治的首倡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毅然摆脱军阀内部角逐的纠纷,走上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作为清末民初有一定影响的政客,谭延闿在其晚年为什么会选择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呢?

原因之一:谭延闿虽是湖南制宪自治的首倡者,但对自治原本就抱首鼠两端的态度。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前,谭延闿对于地方自治是持反对和犹豫态度的,他怕得罪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在张敬尧逃出长沙不久,谭延闿即授意湖南省议会发表通电,解释“湘人并无南北之见”,而将湘人驱张说成是“自决自卫之战”。当时,以周震鳞为代表的湘绅极力要求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甚至还替他代拟了电报稿,但谭一直持观望态度,周震鳞的电报稿一搁就是10多天。等到直皖战争爆发后,由于湖南人民自下而上强烈要求自治,有人甚至倡仪:“组庵(谭延闿)既不肯宣布自治,我们就应当倒谭而谋自治。”在此情此景之下,谭延闿才开始转向,向熊希龄请教“湖南今后应当怎么办”。熊希龄提仪:“湖南应当超然于南北战争之外,乘此统一未成之际,宣布湖南实行自治。”于是,到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终于下定决心,将周震鳞所拟的关于“湖南自治”的电报(“祃电”)发布出来,宣布废除北洋军阀政府所加于湖南的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事实上,这个7月22日的电报直到8月16日才在长沙《大公报》上以“要电”公布,而且从7月22日开始,到8月16日之间,在当时湖南的主要报纸《大公报》上,对此通电及湖南自治的问题,几乎一无报道,只是在“祃电”公布后,这方面的文章才渐渐多了起来。这似可佐证,谭延闿当时对湖南自治并无信心。

原因之二: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曾一再把谭延闿作为争取对象。孙中山曾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如北孙南谭,均一时人望。”这里所说的谭,就是指谭延闿。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孙中山于1917年6月致电包括他在内的西南六省督军、省长,号召共举护法旗帜。谭延闿被段祺瑞赶走退居上海后,孙中山又于1918年2月委托去上海的陈家鼎代为问候并致信,希望谭继续赞助护法,共同对付北洋政府。当谭延闿与桂系军阀打得火热时,孙中山在1920年4月、5月,两次写信或致电与他,一方面赞其“与同胞辛苦奋斗,为国为民”;另一方面又提醒他,桂系为湖南隐患,“欲复湖南(人)之湖南,尤非打破桂系努(势)力不为功。”并建议湖南与广州、云南、贵州配合,一举消灭桂系。见谭延闿仍持“骑墙”态度,孙中山在10月初曾致电对他进行批评,同时先后派黄一欧、阎鸿飞、周震鳞、姚大愿、姚大慈、柏文蔚、覃振等到湖南做谭的工作。当谭延闿于11月初通电表示与桂系彻底决裂、明确响应孙中山的讨桂战争时,孙中山对于谭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肯定谭深明大义,义举“可嘉”,认为“组庵护法决心,至所佩仰”。谭延闿在第三次卸任湘督后,孙中山采纳周震鳞的建议,派同是湖南人的大本营参军张国元专做联络谭延闿的工作,并携亲笔信,附手令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在沪筹划湖南方面的军事。应该说,孙中山的这些争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原因之三:谭延闿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上日益倾向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辛亥革命以前,谭延闿对孙中山的认识是肤浅的,即使在1912年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也多是形势使然。那时的谭延闿,“以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骂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谭延闿在第三次被赶出湖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湖南的制宪仍十分关注;继任的赵恒惕在表面上也一直尊谭延闿为老长官,显得恭敬有加。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时,谭延闿还致电祝贺。8月下旬,在湖南依省宪举行的省长选举中,谭延闿是7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还是败给了赵恒惕,谭延闿对通过自治途径重主湘政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加之在这段时间,谭延闿与杨庶堪、周震鳞和胡汉民等革命党人接触频繁,“书札往还,讨论国是”。杨庶堪向谭延闿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谭诚心助孙,政治上才有前途。谭延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渐向革命靠拢,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当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时,谭延闿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前往孙中山的寓所谈话,两人“过从几无虚日”。经过接触,谭感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远非自己所能企及,认为“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他在给部属的信中写道:“我们不但救国要跟孙先生,即做人亦非以孙先生为师表不可。”谈及自己对孙中山认识的变化,谭延闿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

诚然,谭延闿和孙中山从一开始,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都存在着差异。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同不少军人、政客打过交道,最后感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像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等人并不真心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后来还公开背叛他,这是由军阀的本性决定了的。而谭延闿虽在起初持“骑墙”态度,但最终在严酷的事实中受到教育,顺应时代潮流而选择了追随孙中山。两人的这一结合,主要是他们共同的目的——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决定的。因而出现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北洋政府两次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孙中山也任命谭延闿为大本营内政部长,但谭延闿却拒绝北洋政府的任命,欣然应命孙中山。谭延闿与孙中山的合作是诚心诚意的。当然,这也不否认谭延闿想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报当年赵恒惕逼宫之仇,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同时,赵恒惕又一直是孙中山北伐的障碍。因此,孙中山委任谭延闿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职,率湘军进讨湖南。三个多月的讨赵战争中,孙中山亲自部署战略方针,指示作战机宜;谭延闿自始至终,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唯孙中山马首是瞻。战争前,他宣称:“此次延闿回湘,奉大元帅的命令及主义。……以主义救湘救中国,纵有困难的地方,自愿甘心。”当战争进行中,广州形势危急,孙中山急电回师时,谭延闿又毫不犹豫带着2万多湘军回援广东。此后,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开展北伐战争等大事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公开站在孙中山一边,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而孙中山对谭延闿也是信任有加。1923年1月谭延闿跟随孙中山由沪赴粤时,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内政部长,随后又被任命为建设部长。在国民党“一大”上,经孙中山提名,谭延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一大”闭幕时,孙中山令谭延闿兼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贯彻大会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工作。北伐战争中,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北伐军总司令,全权办理北伐事宜,统一指挥北伐各军。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人事关系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下,选择谭延闿作为主要助手，特别是在北上入京之前,将北伐战争的重任交给谭延闿,这是孙中山通过对他的多年考察而作出的一种理想而合乎实际的选择。谭延闿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执行孙中山既定的政策,同共产党人合作,成了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教务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