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