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旗效益:法方庇护聚福大发洋财

聚福挂上法国旗后，很快享受到优惠。记者看到，当时黄家码头与法国水兵营相距不过两三百米，徒步几分钟便可走到。黄瑾莹说，每次出航，都有五六名法国水兵上船，担任护航队。此外，法方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外，还指派法国人担任船长。

此后，聚福轮船高悬法国国旗，专门写着“法国商船不装士兵”的标语，在内河通行无阻，还可以任意开辟航线。更重要的是，避开了军阀官匪压榨和宰割，抵制了同业吞并。

黄瑾莹说，当时，对外大事一律请法国领事出面，小事则由沙礼处理。法国人动辄声言“惹动外交”，吓住不少人。当时，黄家下面一个掌柜私营生意失败，债权人来聚福洋行嚷着要查账，沙礼闻讯赶来，只一句“要查账就到法国领事馆去查”，气势汹汹的来人立即乖乖走掉。

机轮开进川江后，木船船户和船工认为饭碗被抢夺，一直心存怨恨，并展开殊死搏斗。川江运食盐出川，当局一直交由木船装载，以求平衡，聚福洋行勾结军阀官僚，破例拿到了盐运业务。

当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要启航时，几百木船船户、船工上前阻止，进而发生冲突，轮船锅炉被捣毁，三领江颜永林被杀死。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驱散船工和群众，一直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聚福洋行凭借“法商”招牌，在军阀混战、捐税多如牛毛的四川境内，10多年来没纳过一分捐税。川军21军航务处有一次坚决要求聚福洋行出兵差，法国人不肯失去体面。进退两难间，双方最终找到妥协办法:川军士兵穿上旧蓝布衫乔装旅客上船，所带武器交法国人保管。

聚福洋行一帆风顺地经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运输业务更是猛增。聚福洋行买码头、添设备，走上极盛时期。当时，聚福洋行除不动产外，现金积累达到300万法币。

挂旗影响:挂洋旗经营今天仍在上演

当时，川江其他航运经营户几乎都知道聚福洋行挂羊头卖狗肉，除了嘲笑几句，别无他法。不断增长的业务量和财富积累，让一旁的法国人垂涎，决定要“依法行事”。

其实，双方合作后患早已埋下，除先前签订的阴阳合同外，法方经理沙礼不过是个流落到重庆的流氓，被永兴洋行总经理罗德和临时收用。沙礼除了有事到船上晃悠两圈，整天就是吸大烟，与袍哥大爷们混在一起吃喝嫖赌。而法方安排来的所谓船长，对轮船和航行知识一窍不通，只是放在轮船上装门面吓唬人。

1939年，吉利洋行巴黎总行派代表吕丹来中国清理在华资产。吕丹来到聚福洋行视察后说，根据“中法合资”章程，法商有1/3股份，拒绝承认密约。他通过法国领事发来书面函，要求聚福洋行限期交出账目财务，否则停业。

双方从重庆一直谈判到越南河内，历时一个多月。在两大证据面前，法方代表勉强承认，对聚福洋行并没实际投资，但要求聚福洋行出现金补交上法方的股本。聚福洋行不想闹翻，交钱委曲求全。

1940年，国土大部分沦陷，聚福洋行业务直线下降。此时，聚福洋行又遭遇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刁难和敲诈。当时法国因在二战中居于劣势，国际地位日渐没落，不但无力帮助解决，反而抽走部分股本金。

1942年6月13日，在官僚资本支持下，聚福洋行突然退掉最后的两万美元股本，轮船改挂中国旗。“得到通知时，沙礼等法国人正在屋子里吸大烟，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黄瑾莹回忆。沙礼更没想到，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住宅，现已是租赁户居住的大杂院，整日狗吠鸡鸣。其实，这才是他应该呆的地方。

实证历史学家吴思关注到80多年前这起假合资交易，他专门写文章谈到，聚福洋行挂洋旗所得的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是商业文明非理性的表现，是通过流血牺牲换来。

吴思还介绍，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但各关卡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敲诈勒索一如既往。于是，这场运动很快不见踪影。到1911年，中国海关挂号内港船只，洋旗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字翻至32%。

商界传媒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苏小和认为，82年过去了，今天一些企业仍打着洋旗，希望获取超国民待遇的权利，结果导致无穷后患。他举例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国企业达能并购娃哈哈一案，实际就与82年前聚福洋行挂旗经营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