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安源矿山工作三年*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 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 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 （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地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 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 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得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 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 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 ，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 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武汉*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 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 的整个阶段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 途。

罗佐夫斯基①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 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②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 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 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 些办法还可用。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