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 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 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 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 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 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 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 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地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 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 ，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 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 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 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摘自刘少奇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致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