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

科举考试，秀才、举人甚至天子门生的进士，都有启蒙师、座师、房师。作为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学政，会试的总裁、同考官，殿试的读卷官，将其录取者视为门生。一名翰林，做一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次数的积累，成为文职官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国史馆所修官员传记，将这种记录载入传主的传文之中。大学士周祖培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起，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各三次。大学士祁隽藻自道光七年(1827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历充拔贡会考阅卷大臣一次，复试宗室举人阅卷大臣四次，复试顺天举人阅卷大臣二次，补行复试顺天等省阅卷大臣五次，复试新贡士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一次，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七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二次，考试试差阅卷大臣二次，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三次。其他屡司文柄的大学士朱风标、贾桢等人的传记中，都有同类记载。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的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

翁同龢每年春节，奔波于东城、西城拜年，其中不少是老师。他当了同治、光绪的师傅之后，年年仍上门拜年。老师、师母生日，同门门生一起拜寿，老师、师母的丧事，门生是治表重要成员。翁氏日记中此类记载反映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曾国藩系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者学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左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留意于曾国藩鉴识、使用、培植人才的气度、方法，是很自然的。幕僚制度本身的演变，倒是值得探究的。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是翰林，或者是朝廷正式官员，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在镇压太平军的特殊时期，曾国藩以书生将兵，异军突起，许多秀才、贡生出身人员闻风影从。另一方面，许多人随幕曾氏多年，随着军事胜利，被曾国藩推荐保举赏以官职，有的成了方面大员，有的仍留在幕中，就不再是传统的幕主宾僚关系，已有隶属的色彩了。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人，多系曾国藩保举或应朝廷咨询而由曾氏推荐的。

幕僚是以此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既然可由曾氏保荐进入仕途，独立做官，又何乐而不为呢?著名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以诸生应聘入幕十余年，同治八年(1860年)做了磁州知州。曾国藩空手起家，当然需要网罗各种人才，在血火交织的枪林弹雨中，只能容纳真才实学甘苦与共的人才，蠢才庸懦之辈，投机取巧的是很少参与胜败难卜的军旅生涯的。

水涨船高，随着曾国藩地位声名的飞腾，入幕之宾，也一个个青云直上，

督抚提镇，尚侍藩臬，遍及天下。湘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大网形成了，幕僚们感戴荐主、幕主曾文正公。生前身后，歌功颂德，曾氏声名之隆，与此大有关系。

湘系集团的崛起，幕僚的衍化，也与朝廷的扶植密不可分。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胤禛在三月给吏部的上谕中就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晚清各帝既没有给督抚衙门增加编制，幕僚的延聘也只能听凭古老传统。批准曾氏的举荐，授予幕僚官职，则是出自朝廷的权柄。官场的“官系网”织成，朝廷也是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