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派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潜入中国，与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在隐蔽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德国共产党员汉布尔格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为杨靖宇的抗日部队传送密码，等等，写下了传奇的篇章。

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到达上海后，汉布尔格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又与苏联最优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接上了关系。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一天，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铲除王斌的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她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

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作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唯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乘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当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