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带来的恐慌

南京市民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恐怖是从1937 年8 月15 日日机空袭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冲击。据日军总部发表的公告称:从8 月15 日到12 月13 日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50 多次，参加空袭的飞机达800 架，投下炸弹160多吨。另有许多资料显示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实际上却在110 次以上。再加上那些空响的防空警报，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受到3 次以上空袭威胁。

报刊几乎每天都在报道空袭中的伤亡人数和被炸后的惨景，8 月27 日凌晨日机两次飞临南京上空，就炸毁民房四五百间，炸死平民百余人，炸伤数百人 。四处开花的重型炸弹再加上报刊对空袭惨景连续不断的渲染报道，更增添了市民对战争的恐惧。

到8 月底，许多市民为躲避战火相继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家境一般的则向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朋，一些穷人则计划在日军要打进南京时再逃到郊区农村暂时躲避。战前南京人口为100 余万，而到了11 月份只剩下50 余万。

由于市内人口剧减一半，街头已少有行人，许多空房任人居住，房东停收房租，生活用品供过于求，价格普遍走低。《新民报》专门刊登南京牧场消毒牛奶大减价等广告。市内商店也大多关闭，太平路一带开业的店铺不过四分之一，较大的饭店则全部歇业 。有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生意则异常火爆，“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

与往年相比，进入9 月初，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许多报刊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据当时频频参加婚宴的金女大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女士称，结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的女儿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

寻找安全的地方

持续的空袭、报纸对南京防守能力夸大的宣传以及市民的侥幸心理，使得大多数留在南京的市民在经历了空袭初期的慌张恐惧之后，对空袭逐渐感到习以为常，《辛报》称:“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地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日本特务人员也在报告中写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

但随着11月中旬国民政府迁都、机关人员撤退、日军即将攻占南京屠城的传言、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难民的涌入以及在南京的外国人撤离等，市民对战争的恐怖心理开始与日俱增。在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原来离开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南京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下的外国人士决定依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组成国际安全区，以收容难民。12月4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续搬进安全区。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11日，拉贝在日记中写下:“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12日晚上，许多难民都躲在拉贝的家中，“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露天，院子里，在石子路上。”由西方人士组织的安全区成为南京难民首选的避难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