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了，成立了左支队、右支队、干部游击支队和若干小游击队，各找出路。

西路军保卫局长曾传六，出发之前要安排自己的部下，他委婉地探询式地对我说，“欧阳毅同志，成立了干部游击支队，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我当然明白曾局长的弦外之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嘛，干部游击队我可以去嘛，什么时候走呢？”

见我这样痛快，曾传六倒有些意外:“噢，好好，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他从兜里取出十块法币，交给我说:“这点钱带着，路上有用。”

很慷慨，也很悲凉，有点发“遣散费”的味道。那时候还不习惯领薪水的我，也不愿意接受“遣散费”。我把十块法币推回去，说:“我不要。要钱有什么用！”

曾传六硬塞给了我:“拿着吧，部队失败了，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兜里有点钱能活命呀！”

第二天，我揣着这笔不小的“财富”，到干部游击支队去报到，并将十块法币从兜里取出来交公，按红军的老规矩办。但支队长和政委还是要我保存。

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兼政委是曾日三，他原是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副主席兼支队长是原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是我的部下。委员有张琴秋、我、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我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些有枪无弹的兵，有什么战斗力?能打什么游击呢?连逃命都困难。为此，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讨论了半天，大家认为:“从整个前途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必要，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怎么能打仗?还不如各回原单位，跟战斗部队走。”

他们公推我为代表，去向总部反映我们的意见。

总部首长陈昌浩、徐向前已离开部队了，现在负责的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我跟李卓然熟，他长征时任五军团政委，我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多。我便把干部游击支队领导人的意见向他汇报了。李卓然本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说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决定，必须经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研究的结果，产生一个折衷方案，要我们跟随在大队伍的后面，隔半天的行程前进。

我回去传达了这个折衷方案，大家不仅感到绝望，还有些愤慨，纷纷嚷道:“为什么要隔半天行程?发生什么问题，要与大队联系都非常困难，这完全是把我们当掩护部队呀!敌人追来先打我们，我们又不能作战，还不是等死!算了，我们单独行动吧，叫我们游击就游击，干到哪天算哪天!”

我们的情绪虽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

曾日三、毕占云率领着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转圈，以便能找到一个山口突围出去。可是每一个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地封锁住，插翅难飞。

幸元林率领的一个小游击队在祁连山活动，难于坚持了。他听说干部游击支队在附近，便派人来联系，要求把他的游击队归人干部支队，以摆脱困境。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愿多带人走，但曾日三等考虑，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突围的力量，多带一个人突围出去便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于是决定派我去收编这支游击队。

这天下午，我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骑马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住在幸元林的游击队里，商量改编事宜。不知是第几根神经传导，这一夜我眼皮直跳，耳朵发烧，预感不妙。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与幸元林正在研究整编细节，我的警卫员小宋就喊叫起来:“局长，不得了!支队长跑来了，跑得好快呀！后面还有敌人骑兵追哩!”

我高度近视，只听到马蹄响，看不清人影子。我意识到发生了意外事故，本能地命令幸元林率领小游击队占领前面的小山坡，堵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