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之四:

2005年7月，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原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参谋长成刚将军的儿子、旅居美国的成彦邦先生一行回国来到松山。他们在松山一路捡拾地上的小石块，都用签字笔工工整整地标出腊勐、大垭口、子高地、滚龙坡、长岭岗等地名。返程回国登机时，装着石头的行李超重了19公斤，而每公斤需增加15元费用。陪同的人为此咋舌，成彦邦的夫人陈紫薇女士却笑道:“值得！这些石头十分珍贵，价值无法计量。”

据了解，成彦邦是要将这些在炮火多次翻犁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小石块带回美国，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讲座上以松山石作实证，宣传松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和惨烈悲壮，让每一块松山石敲起警钟，让华界同胞不忘国耻，弘扬全民团结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精神，为中华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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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松山战役的著述虽然不多，遗憾却不少。下面的两则文字出自一部影响广泛的“纪实文学”。这部作品中史实方面的硬伤并不算少，挑出这两则，是因为它隐含的语境耐人寻味。

之一:“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没能抓到日本俘虏。唯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这说的是松山子高地被远征军爆破后从土里扒出来的5个被震昏的日本兵之一。作者既然知道这个咬了中国士兵耳朵的日本士兵被击毙，必然知道同时被俘虏的另外4名最终就范了。事实是，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共俘获日军9人， 均送往楚雄战俘集中营关押。战后被遣返回日本。

之二:“这一天（1944年9月7日）天亮前，8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6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事实是，日军战前即秘密杀害了中国慰安妇，战斗中强迫所有朝鲜慰安妇自杀，只有9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脱或被我俘获而幸存。而当时全部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日军保护下，一个都没有死，被远征军俘获后送入楚雄战俘营，后被遣返回日本。在松山、腾冲战场被俘虏的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及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都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就连品野实在其《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中也说:“这样一来，军国主义者们叫嚷的‘日本慰安妇都安排朝鲜慰安妇逃走，自己化妆后自杀了’的高论，不就彻底被揭穿了吗？”

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两则记述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则，是想说日本兵信仰坚定、气节无可动摇吗？确实，绝大部分日本兵战死未投降，这足以反衬出远征军作战的艰苦。但是，以“确凿资料”这样耸人听闻的方式作如此夸大，反倒令胜利者在精神上黯然。事实上，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日军的“勇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不但有9名做了战俘，还有六七十人在“未奉命”的情况下逃跑，连日军军部都深感玷污了“全员玉碎”的名声，悄然安排归队者去新的战场送死。

第二则，是想说日军对异族妇女仁慈、讲道义，日本女人都是烈妇吗？真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该如何面对被杀害的中国同胞和朝鲜妇女的鲜血！

读这样的“纪实”作品，逼得人要亲自去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相信的方式，告诉那些关注此事的朋友。为此，笔者专程前往滇西，在昔日的战场上久久徘徊，访问了一些健在的远征军老兵。回到北京后，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和互联网遍查有关松山战役的撰述文字，那段历史渐渐在脑海里显影、复活。

基于所获得的材料和自身的把握能力，笔者暂将目光聚焦于松山。

2004年9月笔者爬上松山时，在大垭口坡上邂逅了神交已久的戈叔亚先生，他正带着又一批媒体记者做有关松山历史的电视节目。此前，我的朋友方军多次向我提到他在云南结识的这位兼具军人血气与人文情怀的学者。在笔者心里，他已经成为这座大山的权威代言人。他曾在个人博客中说:“通过多年研究以及无数次和双方老兵交谈并一同实地考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松山上几乎任何一处非农业功用的人为痕迹都可能是战争留下来的。完全可以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要图找到任何地方，并根据现存的表面痕迹看出日本军防御阵地配置体系、中国军进攻线路、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双方作战思想及特点。有几处坑道单兵射击掩体和炮兵阵地甚至清晰可见棱角分明，就仿佛是昨天才挖掘的。在松山，当看到那触目惊心的战场遗迹时，你几乎会听到枪炮声冲杀声、哭喊呻吟和自己呯呯作响的心跳声；可以闻到战火的刺鼻硝烟、烤肉与树叶、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可以说松山的每一把泥土都被战火烧炼熏焦、被鲜血渗透浸泡。”

笔者正是带着对这段话的体验式心境，小心地走在那座大山的每一个高地和山洼。傍晚时分，当一轮血色残阳缓缓坠向西面的群山，那一刻，脑海中那幅日军在横股阵地全员“玉碎”之黄昏的画面，顿时与眼前的景象交融，一时心头涌起无限沧桑。这，莫非就是那种让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历史情怀？

笔者本来想能如刑事案件调查那样把那个山头发生的事情和细节都搞清楚，因为日本人品野实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只活下来十来个见证人。一投入其中，笔者才发现这实在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最具参考价值的中国官方战史资料，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 （而美军编定的《中缅印战区战史》装了满满一个木箱 ）；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是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壕真实”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为何会如此？这又是个类似对待陵园和纪念碑般的问题，一旦深究必定伤心。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为政治气候所左右，当局者对于历史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现实功利因素。比如，因为滇缅战场为美国人史迪威所主导，而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这使得国民党方面甚至将东线豫湘桂战场的惨败都归因于在滇缅战场浪费了过多战力，于是对这段历史加以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本来就是惯于“定性”而轻视“定量”研究的；“定性”固然可以经常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定量”也往往就是“莫须有、“差不多”、“大概齐”。“胜者王侯败者贼”式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让中国的“王侯”和“贼”都一转眼就把刚刚流淌的鲜血擦得干干净净，付出的无数生命只是粗线条文献记载中的一个统计不精确的数字——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鬼魂精确到个位数，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则“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前”概而言之。

多年以来，对于1944年的中国军队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只有云南历史学者徐康明、吴宝璋、戈叔亚、陈祖樑、李正等人在对此进行艰苦细致的寻访调查。笔者只能宽慰自己，我已尽最大的努力在探寻昔日的一切，而这种探寻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份深深的踏实感和满足感。

（本文摘自《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序章 余戈/著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