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角度解读先秦社会形态
2010年12月06日 00:58 河南大学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本文摘自《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作者:葛志毅 原题为:从政治角度解读先秦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沦以生产方式及经济关系等问题作为核心,如所谓某种社会形态,主要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则是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以在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时,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要兼顾,但主要关注点还在经济关系的探讨上,其极端乃在研究中出现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倾向。近来有学者指出中西古代文明在发展方式上的异趋,他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

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相反,西方文明“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中形成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P11,16,18)此见解颇具启发性,因为它促使人们思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我以为,中西古代文明的主要区别,乃是政治与经济二者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所致。在中国,经济关系几乎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支配下;在西方,社会政治结构一般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运行,乃至出现一般所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演变系列。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如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并非一码事。

至于资本主义,则如当今学者所论,乃是欧洲历史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特殊文明形态,并非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一定要经历的普遍自然历史进程。所以,由于中西社会历史的具体区别,一定要从分析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入手,而不能完全套用适合于西方历史的社会形态理论比附塑造中国历史,惟其如此,才能总结出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正确认识。

我曾提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先后经过三个时代,即:

酋邦时代——五帝时期;

王政时代——夏商周时期;

帝制时代——秦汉至明清时期。

据此则先秦时代包括酋邦及王政两大段。所谓酋邦有异于当今流行的概念而有其特定含义。酋即酋长、酋豪、首领之义,五帝是酋邦首领的典型代表。酋邦时代在本质上属于前国家的部族统治时期,但已经具有早期国家的若干属性。如社会已出现分层,权力开始集中,财产已成为追逐的目标并因此引发各种争端。所谓“黄帝时万国”,应即酋邦时代的形势特征。酋邦作为规模不大的族缘共同体,星罗棋布般散居各地。彼此或结盟联合,或结怨攻战,在联合与兼并的过程中演进发展。其时虽存在氏族、部落组织,但父权制家族乃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基本单位,并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从《尚书》中的“九族百姓”直至商代甲骨文中的族团组织以及周代的卿大夫族氏,都是父权制家族长期存续的证明。酋邦时代的酋长即当时作为大小不同的家族首领的父家长。夏代开始步入国家,最高酋长转变为王。由于酋邦时代的分散性,亦无由达到绝对权威控制影响下的集中统一局面,所以在王政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仍然处于多级君权的分权形态,即天子君之外,还有诸侯君与卿大夫君。虽然三者的地位等级不同,但在各自所辖统治领域即天下、国和家的范围内,作为君的绝对身份,本质上却是相同的。直至秦统一天下,才建立起皇帝专制的绝对集权体制,其他人则一律降为臣民服属地位。所以从酋邦时代萌芽状态的君权,经过王政时代分散的多级君权向着绝对集中君权帝制时代的演变,表现出先秦时代在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前后联贯性。秦统一之后,皇帝制度确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成熟形态的王朝国家体制,而此前的先秦社会,整个可视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由发育到成熟的联贯演进时期。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国家乃至政治体制的发展起点不是别的,乃是父权制家族。其最大影响是把血缘关系、亲属制度的影响带进国家社会之内。

先秦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把家族关系推广扩充为国家社会关系。这样,使家族中由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决定的自然辈分尊卑成为划分社会尊卑等级的样板。不仅如此,社会等级体制又与农业自然经济结合,把社会经济的基础性活力限制到最低度,从而又保证此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牢固。先秦社会就是这样由传统贵族支撑起的等级制早期贵族社会。

《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此乃早期政教合一状态下的君权神授说。但后来《墨子·尚同》则指出,天子、诸侯国君、乡长、里长等各级正长的设立,乃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苟子·性恶》又有圣人“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之说,《韩非子·五蠹》讲到有巢氏、燧人氏王天下的原因时,都有“民悦之,使王天下”之说,也都注意到上古酋长及帝王选立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这是政治上的理性曙光。

究其实质,天子、诸侯、乡长、里长的前身应即父家长,家长的身份角色必然使政治体制带上家族伦理色彩。《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里以夫妇父子关系拟诸君臣上下关系及其等级制度,那么,君权应源自父家长权,家族中父子兄弟以血缘班辈决定的自然尊卑关系也要对应转变为政治等级上的尊卑关系,如《汉旧仪》谓:“周以上千八百诸侯,其长伯为君,次仲叔季为卿大夫,支庶为士庶子”,最足证此。

所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爵等形式应源自家族班辈身份确应无疑。后来周代分封制使这种爵等系列制度化,贵族的身份等级借此得到政治确认。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后的等级是庶人,庶人是涵盖广泛的概念,基本指广大平民,在春秋时代被慨称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四民中的士,并非贵族爵等意义上的士,应相当于不命之士,更主要是指民间秀士,即那些没有爵位却掌握知识文化的人,故被置于四民之首。春秋时的士应是各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战国时游士兴起,他们又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知识阶层。

农工商三者各以其职业技能为贵族服役效力,皆在官府控制下,所谓“工商食官”,《商君书·去强》又谓“农商官三者,围之常官”。四民世职世业,不得转移职事,《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四民作为广大社会平民担负着基本的社会生产职能,与贵族阶层截然分开。所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乃是在统治管理方式上把贵族与庶人加以区分。《左传》昭公七年谓人有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此外还有圉、牧。隶以下相当于执各种杂役的奴隶贱民,身份更在庶人之下,但奴隶贱民的性质身份决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他们也不像庶人那样构成社会生产基本承担者。先秦社会大致可概括为贵族、平民及奴隶贱民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本身已是表明不同身份的等级,而在当时可再细分为若干等级。等级划分被视为天经地义,故《左传》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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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志毅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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