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
2010年11月04日 18:04 中国史研究 】 【打印共有评论0

三、户税:唐朝前期,户税额急剧增长,唐高宗时才十五万多贯[34],唐玄宗天宝时已达二百多万贯[35]。户税按户高等下纳税,但税额在不同地区和时间显然各不相同。《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说:“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而其实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准常”。按杜佑之说,天宝时八等户452文,九等户222文,此为各地平均数,而无上七等户的具体税额,已足见当时户税之重,唐高宗时显然要低得多。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重新提高户税,“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依此户等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36]。九品品官各按相应的户等纳税,是对官僚们的优待。作为地主的“寄庄户”,也同样得到了优待。实际上,大历的法令仍未制止户税的继续增长。法令颁布後仅三、四年,舒州地区有三万三千户,每年为三十一万贯户税,实际只有三千五百户缴纳[37]。这种户税徵收的混乱和逃税的严重状况,在其他地区当也同样存在。

四、地税:隋唐两代都曾把地税收入用作义(社)仓。唐初的地税按亩徵收,到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新格”,改为按户等高下纳粮,上上户五石,上中户以下递减[38]。他在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正月下诏:“雍、歧、华、同四州六等已下户宜免两年地税”[39]。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十月,唐玄宗自长安去洛阳,免供顿州县百姓当年租,“自馀户等免今年地税之半”[40]。这两道诏令反映了按户等徵地税及蠲免的某些情况。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改订地税税则,农户仍旧每亩纳税二升,“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下递减一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及全户逃并夷僚薄税,并不在取限,半输者准下户之半”[41]。这种新税则是唐初和唐高宗两种税则的混合,也体现了唐玄宗再三强调的所谓“赋彼商贾”的宗旨。

五、徵调兵役:据《邺侯家传》说,西魏“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42]。所谓“中等以上家”,就是在九等户中,“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43]。府兵既在富家子弟中选拔,与户等的关系相当密切。唐朝府兵卫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44]。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45]下户可比规定的服役年限早两年“出军”。後来,开元年间新出现的彍骑,也与户等有关,“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46]。九等户可免于充任彍骑。

六、差科:差科是差发科配,唐朝差科的法定含义,不见诏敕的明文规定,就很多传世的史料看来,大多是指赋税和徭役(包括杂徭、色役),至少部份差科,又是与户等有关连的。《唐律疏议》卷13《户婚》说:“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後贫弱;先多丁,後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谓贫富、强弱、先後、闲要等差科不均平者,各杖六十。”这是差科的原则性规定,但实施时,决不可能认真贯彻。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年三月诏,“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自今已後,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乡村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覆定之後,明立簿书,每有差科,先从高等”[47]。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诏书说:“天下户口宜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等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48]这两条记述可作按户等摊派赋税的实例。至于差役和色役方面,也同样不乏例证。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闰四月诏:“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49]《水部式》记载都水监有渔师二百五十人,“并取于白丁及杂色人五等以下户充”。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并于八等以下户取白丁灼然解水者充”。此外,还有一些记载表明,有不少色役,是由“上户”、“高户”、“富户”充当的。总之,唐朝某些差科如何按户等分摊,当有很多具体的临时性的规定,而在贯彻时,差科“不均”等弊端,又必然层出不穷。

七、两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革税制後,实行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50]。所谓“定等第”,“计人产等级”,即是唐初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九等户籍。在田亩税以外,两税法按赀产多少分户等,徵收钱币。田税按亩徵收,钱税按户等计算。前面提到的大历时徵收户税的九等户办法,此时仍然继续沿用。由于徵税民户的贫富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就必须经常重新审核户等。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正月赦文说:“天下两税更审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为永式。”[51]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19对这条赦文作解释说:“按陆贽《论两税状》云:‘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然则当时税赋但以贫富为等第,若今时坊郭十等、乡村五等户,临时科配也。”对土地按亩徵税的同时,仍然编排户等,这种办法一直延续至宋朝。

以上归纳的七项,是九等户制度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至于其他,本文不再逐一述[52]。

划分户等,用以较为公平地徵调赋役,然而地主阶级的私利,又使户等制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实施。前面说过,唐初沿袭北齐“三年一校焉”的制度,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改为“二年一定户”[53]。到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又恢复“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54]。过了两年,唐廷又再次下令强调,“诸户籍三年一造”,“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後以次编附”[55]。唐朝所以三令五申,强调对户口编籍划等,正是反映官府在这方面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中国租佃制时代,富者往往不能恒富,个别贫者也不见得常贫,由于贫富状况的不断变化,即使三年重定一次户等,也不见得能准确地反映贫富的现实状况。按令文规定,户等高者负担也重,因而“户高丁多”之家必然千方百计降低户等,以逃避税役,有的“别籍异居”[56],有的“诡作台符,羼名伪度”,有的“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以州县甲等更为下户”;而一般劳动人民“小葺园庐,粗致储蓄,多相纠讦,便被加等”[57]。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作者:王曾瑜 张泽咸 编辑:蔡信
凤凰历史
热点图片热点视频
博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