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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生死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张煌言

2011年06月03日 01:19
来源:文学自由谈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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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2期,作者:李国文,原题:《文人在生死关头》

对时下文坛上浮躁趋利的好事之徒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公元1664年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文人,将国家、民族、社稷、文化传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尤其那班喝着小酒,搂着小蜜,写着小文,点着小钱的文坛小虫子,昨日溜须甲,今日咬啮乙,明日吹捧丙,后日敲打丁,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对古人的“找死”行径,会大不以为然的。干嘛呀?岂不太傻B了吗?

在地里刨食,目光所及,不过方圆之地,当然无法理解一个站着的人,那视野之开阔,心胸之豁达,虽在生死关头,早将性命置之度外的慷慨气势。——作者

明末诗人张煌言,坚持武装斗争,反抗清廷,将近二十来年。直到他被清军捕获,并很快处死,大清王朝这才真正地一统天下,而大明王朝至此也就彻底完了。

人在历史的河流中,是非常渺小的。若是能够给某个进程,某个阶段,起到一个句号的作用,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光荣。佚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称:“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张煌言这个名字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他给明朝这口朽烂不堪的棺材,钉下最后一颗钉子。

当他力推并拥戴的监国鲁王朱以海,病逝于金门以后,张煌言便率残部撤至海上,隐藏在舟山六横悬山岛,作长期潜伏的打算。虽然,皇嗣绝灭,南明不存,但是,作为兵部左侍郎的张煌言,仍然统军;这就意味着大明王朝还没有完全咽气,还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可是,浙省当局实行“迁界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隔绝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因此,孤岛残部,给养无法保证,必须派船抵岸采购。一来二去,暴露行踪。康熙三年七月二十日,清军接获眼线侦得的线索,水师夤夜出海,围岛偷袭。张煌言及随从人等,猝不及防,悉皆被俘。

大清王朝,终于拿获这个最后的反叛,喜出望外;浙省督抚,终于捕捉到多年不得的对手,如释重负。我估计北京城里的最高当局,很想借此舆论造势一把,看哪!明朝最后的一个反叛渠首,也落网称降了。于是,先羁押府城宁波,再解送省城杭州,让他频频出镜,招摇过市。这数十天里,对其颇为优容,俨然上宾款待。宗旨只有一条,着力招安,反复劝降。

浙江巡抚赵廷臣,汉军镶黄旗出身,自恃背景,辗转示意这个对手。你已经穷途末路,在劫难逃。如果深明大义,归降大清,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保你任兵部要职,如何?张煌言一笑拒之。谢了,巡抚大人,中国人讲“担当”,你懂吗?何谓“担当”?就是你肩膀上承载着的然诺。在我张煌言的肩膀上,挑起的是故国,家园,江山,社稷,你这种小儿科式的晓以利害,许以爵禄,哄小孩子易,骗张苍水难。再说:多年之前,你们的两江总督的郎廷佐已经玩过这一招,阁下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当时,张曾经执笔回答过这个总督的诱降书: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十年前,张煌言,压根儿不吃那一套。现在,十年后,张煌言当然更不买这个账了。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慷慨从容,一心求死。

老实讲,这个非常清醒的知识分子,举事之初,就将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明之不可救,因为是从里往外烂朽;第二,南明之不可为,因为压根儿就不成气候。张煌言叹息过自己“鲁阳挥戈”,知其不可救,而救,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是尽到一份士大夫的“担当”罢了。这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天早早晚晚总是要来到的。公元16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见这块硬骨头难以啃动,也就死了心,将他杀害于杭州弼教坊。

弼教坊,在宋为官巷,在明为检署,如今已淹没于花花绿绿的闹市之中,成为一个街区。旧衙荡然,遗址难觅,不过,提起这个地名,与之相牵系着的血腥记忆,那是不大容易磨灭的。历史的可怕,就在于当需要的时候,它会出来见证。所以不管隔多少年,多少代,只有中国人的情怀中,尚存气节二字,弼教坊的图腾意味,便起到酵母作用,令人生出惕厉之心。

人是需要一点气节的,你可以怯懦,不可以叛变;你可能沉默,不可以出卖;你可以逃避,不可以无耻;你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矮子,但千万不能以为已是侏儒而津津自得。尤其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那一刻,更是如此。张煌言之所以难以忘怀,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一份难得的壮烈,就是因为与之对比的,明、清之际那些学问比他大的,名气比他响的,资历比他老的,科第比他高的同行,离战火很远,离刀枪很远,离死亡更远,离地狱更远,膝盖就先软了,脊梁就先软了,扑通一声趴下成一摊泥了。当清军多铎豫亲王率部过扬子江,南京城里那些投降派的丑态,正如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所写“一片降幡出石头”那样,令人气殪。所以,张煌言临死不跪,先说了一句:“好河山!”再说了一句:“竟落得如此腥膻!”然后,服刑。天忽大雨,万民哭送,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人也是有能够让人敬服的硬骨头。

很长时间内,弼教坊周遭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谈论着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听来的,有关这个处决人犯的遗址的传奇。这条常年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每逢凄风苦雨的夜晚,每逢更残漏尽的时刻,会突然间听到大刀片子,跌落在石板路上,哐啷啷的声响,从巷口传到巷尾。那些磨豆腐的小铺,做糕团的作坊,老成的夜班伙计,通常都作充耳不闻状。只有不晓事的小弟,才会从门缝的罅隙,偷偷地瞟出去一眼,那可是相当可怕,惊悚的场面。跌在地下的,竟是血淋淋的刽子手刀,与铺路的石板相击,迸发出一溜火星。借这点微弱的光,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身穿长袍,有帽无头,乘云驾雾,冉冉直上。

同时,当地的老人能听得出来,这个人影还喃喃地念诗。

我年适五九,

偏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

成仁万事毕。(《绝命诗》)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文人 明朝 张煌言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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