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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最后的义士文天祥:活着抗争到底

2011年06月03日 01:14
来源:书屋 作者:张林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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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

德佑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宋朝 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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