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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和秦国

2011年06月02日 23:21
来源:百姓杂文 作者:落桂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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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整顿吏治,精简“无能”、“无用”之官,裁汰“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杜绝官场营私歪风。另一方面,奖励作战有功人员,把裁减下来的爵禄,用来供养士卒,以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而在商鞅的新法里,这方面的特点表现得更为鲜明。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强调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的占有,有功的就显荣,无功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有着阶级和阶层分化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一小撮高居社会上端的贵族豪强阶层。他们位高权重,拥有着超强的政治或经济能量。在专制社会里,由于任何力量能够对他们进行制约,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并利用权力对中下层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和掠夺;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拒绝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变革,因此,这个阶层往往是社会中最顽固、最保守、最反动的势力。一个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往往是由于这一小撮势力的贪欲受到了有效的抑制。否则,这伙硕鼠的贪欲将无限膨涨,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社会危机四伏,最终不是在人民的怒火中覆灭,就是被外敌吞并。

显然,吴起和商鞅都认识到了这个阶层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祸害作用,力图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这种祸害作用降低到最小,而且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他们的强烈抵抗,最终两人都被杀害。然而,与吴起变法半途而废不同的是,聪明的秦国统治者并未因商鞅的被杀而废除他的新政。

于是,楚国政坛如一潭死水,死气沉沉。早在战国晚期,《吕氏春秋·察今》的作者就用“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两个寓言,批评楚国统治者“时已徙矣,而法不徙”,“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楚国贵族势力一如既往地垄断着权力,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姓贵族,胸怀奇才者报国无门,昏庸无能者尸位素餐。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以致“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士兵在战场上“各有散心,莫有斗志”。

在楚国变法屡遭挫折的同时,秦国的变法却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秦国上述制度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在当时,与楚国以及其它国家比起来,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进步性的。

严刑峻法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战国策·秦策一》中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商君列传》中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大思想家荀子曾去过秦国,他在《强国篇》中描述道:入境观其风俗,百姓淳朴,声乐高雅正派,衣着严肃不轻佻,人人敬畏官府而顺从,保留着古代的民风。进入都邑官府,官吏严谨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信尽职,没有官场陋习,宛如古代的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归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办事为人无不明通而为公,可以说是古来的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治之治,真是古风的朝廷(“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按军功的大小授予官爵,没有军功,即使国君的宗族也不能列入公族的籍簿,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这一条在实际中也得到了贯彻,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其宗室子弟却为“匹夫”,即是没有官职和爵位的普通百姓。只给有战功或其它贡献的人赐爵,却将自己的子弟排除在外,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袭制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但“太子党”、“衙内”之类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的今天,仍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商鞅的新法,凡是斩得敌军甲士一颗首级的,就晋升爵位一级,赏田一顷(一百亩),住宅九亩,和替他服役的“庶子”一人;要做官的,“为五十石之官”;如果一个士兵斩得敌军两颗首级,其做囚犯的父母就可转为自由民,为奴隶的妻子也可成为平民,“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斩杀敌军首级越多,得到的爵位也越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篇》)。这样,秦军将士就不单单是为国家打仗,也是在为他们自己及家人打仗,将士的斗志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史记·张仪列传》中曾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左手提着敌人的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奋不顾身向敌人冲锋(“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韩非子·初见秦》也曾说,秦军听到要打仗,就顿足赤膊,迎刃而上,无所谓生死(“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

在同一篇文章里,韩非子还认为,东方六国的军队之所以不像秦军那样英勇,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的统治者“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这话是相当中肯的,是“功赏相长”的制度,使秦国纯朴善良的百姓成了战场上凶猛剽悍的战士。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楚国 初年 春秋 秦国 东方六国 公孙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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