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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与反抗绝望: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谫议

2011年06月02日 22:3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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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就是反抗”,马尔库塞赋予了艺术和审美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和造反功能,他以为艺术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去“抗议和拒绝现实社会”[5],因而,革命与抗拒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最终是以一个虚幻的世界来疏离和超越现实,使反抗主体获得了再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屈原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不可调和的抗争性,更集中更准确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在屈原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他以艺术的形式(政治抒情诗)来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批判楚王的无道和昏庸,抒发心中的愤懑和理想,既有对高远理想境界的热烈追寻,又有对丑恶现实的深刻悲哀。《离骚》正是这样一部抒愤之作。

一如陆游所说的,“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司马迁认为《离骚》是写离愁之恨,故而又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在《离骚》中对当时贵族统治集团的苟且偷安、没落腐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展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对崇高道德理想的追求,诗歌成为了诅咒黑暗、宣泄积郁和痛苦的通道,成为超越现实、拥抱理想的特殊方式。换言之,屈原暂时在诗中找到了灵魂的栖居地和精神的避难所。

在他的自由体诗歌中,问天问地问祖先,上下求索犹未悔,诉说自己的委曲和愤激,控诉世间魑魅魍魉。可以肯定地说,屈原从情绪饱满的诗行里,在自伤自悼的痛苦悲悯中,获得了一种崇高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使他内心深处生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悲怆和激情,从而拥有了对社会现实与个体生命存在的深刻顿悟,更在于诱发着生命主体强烈的献身冲动,激励着体验者为了崇高的目标去负载一切痛苦与磨难。屈原的诗是一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世界,诗人似乎承受了人世间全部的苦难和疑惑,仿佛在替全人类思考、代整个世界受难。或许正是如此,诗人的诗歌与人格才具有震烁古今的强大力量,穿越了时空的局囿,照亮了历史与未来。

屈原自沉汨罗江无疑正是这种崇高体验激励的结果。对于屈原之死,历来聚讼纷纭,司马迁为之扼腕悲叹,怪他过于执着,不另择明君,朱熹在感慨唏嘘之余又埋怨他不该舍弃中庸之道。事实上屈原是希望以死明志,以极端的方式来反抗绝望。亦即是说死亡本身是他自由意志的抉择,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与楚国的未来命运生死攸关,觉醒的主体意识和国家观念紧紧相维系。“随波逐流的圣人之道,既非他所能效法,渔父那野云闲鹤式的隐式哲学,亦不足以消除他心中的积怨,他需要的只是将精神与肉体一齐放置到邪恶的熔炉中冶炼,以痛苦的代价去获得生存的意义。这只能是以身殉道的超越。”[6]

于是这个孤独、忧愤而又坚贞不屈的精神战士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了人格和理想的尊严。在诗中,屈原多次表现了自己“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愿,几次提及“从彭咸之所居”。他在绝笔之作《怀沙》中更寄寓了自己深沉的感慨:“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既然如此,“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生命的毁灭本来是人类最本质和固有的焦虑和恐惧,规避和延迟死亡是一切动物更是人的本能,屈原却视死如归,不仅是坦然地迎对死亡,更准确地说是勇敢地拥抱死亡。

他的自沉不单是像郭沫若所说的成就了诗人的性格,更为死亡本身铸入了浓郁的情感色彩和鲜明的人格特征,使死亡产生了沉郁悲壮的崇高力量,昭示出了他以死明志、用生命的毁灭来见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彻底背叛和决裂的坚定决心。屈原为理想而生,为反抗绝望而死,以死亡实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提升了人的主体精神,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抗争,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矗立在几千年来人们的心中,把知识分子反抗无道社会的激情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的觉醒意识使他定格成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崇高、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总之,屈原的死留给后人的不是惊骇而是灵魂深处的震撼,不仅凸现出了死亡对于生命的特殊作用,更在于提升了生命的价值,丰富了生命的意义,将知识分子的理性作为精神主体的情感内涵升华到哲学高度。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屈原 知识分子 文化 屈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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