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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造与反抗绝望: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谫议

2011年06月02日 22:39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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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意识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人格,使作为生命个体的屈原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处于孤独的困境。但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处身于体制之外,屈原总是以饱满的激情和热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去勇敢地直面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他一生除几度使齐以外,即使在官场失意和残酷的政治迫害面前,也始终未离开楚国。有不少论者从奇异个性的角度来解释个中原委未免皮相,其实他的固执与知识分子所重视的赖以立身的品行操守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战国时代的诸侯养士成风,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总是以所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为旨归,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既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又善于揣摩当权者的心理与好恶,一旦发现明珠暗投,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便会另择明君。总之,纵横家们具有一种利已主义的人格,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完全放弃了西周、春秋时代确立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准则。屈原厌恶同楚国朝廷内的党人群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也不愿像纵横家那般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这正是他的“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古宇?”、“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的答案所在。他对楚国和楚地人民有着一种宗教般的殉道情结,他的全部生命与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不失为一个道德的楷模和崇高人格的典范。知识分子的道德内涵首先不是一种话语,而是存在于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基础上。

屈原的知识分子品格还表现在德性与知性的统一,德性与创造性的统一。众所周知,自孔子以后,“华夷之辨”就被视为“春秋大义”,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和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方在中国古代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在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眼里,更多时候南方与原始、野蛮、不开化等观念相联系,南方民族被视为蛮夷,历来是朝廷惩罚、贬谪政治上失意者的流放迁徙地。

事实上南方有着迥异于北方的地貌、气候与生态特征,由于历史与地理环境的殊异,南方文化有着不同于北方中原文化的独具气质,与北方文化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不同,而是素来标举革新和反叛意识,有着重视创造力、想象和幻想的传统。如果说北方文化老成持重,富有理性,南方文化则充满儿童般的活泼想象力。“南人想象力之丰富,胜于北人远甚……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3]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里正确地指出这种独异的个性,并以为这种南方文化独异之处最典型而全面地反映在《楚辞》中。直言之,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诗歌文学,不仅奠定了我国政治抒情诗的光辉起点,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而且使南方文化的地位在较高的基点上得以凸现,大大丰富了南方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文化创造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用现代观点来看,促进知识的创新,增强人类文化的积累,推动文明的进步,这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和题中应有之义。自屈原始,中国文学才正式进入文人创作的时代,其开创的楚辞体诗歌作品和北方的《诗经》被认为是南、北文化的典型代表,不失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屈原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融为一体,怪诞奇异的场景,飘忽迷离的氛围,时空腾越的想象,再加上象征的神秘,比喻的深切,色彩的浓艳,形象的奇特瑰伟,编织出了一个激情飞扬、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情绪冲击力的艺术世界。在《天问》中屈原连续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神史话、政治哲学、伦理道德诸多层面,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层探寻和追问中,显示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价值,诗中所提出的关于天体宇宙构成等问题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着探讨的意义。

屈原虽然是一个热烈、浪漫的诗人,却又富有相当的理性意识,对自然规律有着热切的探索精神,故而郭沫若说:“这可表明屈原并不是经常以诗人的幻想对待自然现象,而有时是以科学家的态度进行真理的探索”[4]。

屈原始而被楚王疏远,继而被流放江南,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对于一个积极入世、品性高洁和刚健有为的人而言不啻一次致命打击。屈原的意志可以承受一切屈辱和诬陷,凭藉傲岸的人格而对政治迫害不屑一顾,却没有什么比把他抛出生活的轨道、根本无视其存在更令他心痛。这便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曾指出,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

在郢都时,屈原虽然必须迎对朋党小人们的诽谤、人身攻击和政治陷害,甚至他的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但他始终是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央,实现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仍可能存有一线希望。当被流放到贫瘠而又荒凉的江南之后,他便被彻底地边缘化。由中心而边缘,这对于他精神上的创痛是巨大的。随着最后对楚王的彻底失望,郢都的继而沦陷,屈原也一步步地走向了绝望的边缘。然而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之憾始终使屈原难以释怀,他不能认同这种屈辱的命运安排,相反要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来抵抗绝望,从孤独和苦难中,从绝望的边缘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屈原反抗绝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诗言志,二是以死明志。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屈原 知识分子 文化 屈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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