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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先秦时期的食客

2011年06月02日 22:31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作者: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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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总的看来,“客卿养士”是战国乱世特有的社会现象。先秦食客集团在参与社会政治时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谋略和学识才干,为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身上特有的功利主义色彩和投机、狡黠的本性,也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种印记。

本文摘自《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06期 作者:王云 原题为:先秦的食客

一、主仆关系维系的“忠诚”食客

食客也称门客、家臣,战国至汉初又称舍人,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通称。在先秦,士人阶层分为四等,第一等为学士,第二等为策士,第三等为方士或术士,食客在士人阶层中处在最底一等。由于士人本身就是最低等级的贵族,所以食客也就是最接近庶人的社会阶层。

西周末期,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一些大国及强宗陆续出现,齐、晋、楚先后称霸。随着王室的卑弱,西周的社会结构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更。世卿世禄制度受到了猛烈冲击,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分化。士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士以及方士、术士多聚众讲学,探究学说,成一家之言,主要的影响在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策士、食客则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摇唇鼓舌,左右逢源,风云际会,主要的影响在于社会政治的层面。

食客和策士也有明显的区别。策士周旋在列国君主之间,充当着谋臣的角色,多是个体行为;食客则寄居在豪门贵族之家,充当家臣辅佐的角色,多以群体出现。不过,食客和策士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阶级成分的不同。

从早期士人的构成看,那些充当君主谋臣策士的士人,多数都有贵族的血统。这是因为在“私学”没有出现之前,接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庶民很难有机会接触学术文化。由于西周以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被打破,贵族阶层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走向没落,失去了原有的恒定不变的社会地位,或者即使维持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世袭的俸禄,必须靠自身才能和努力去谋求社会地位。这些没落的贵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又经过艰难遭际的磨练,往往具有过人的才识,这就是他们游说人主的资本。比如秦穆公的重臣百里奚,本在虞国当大夫,晋国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虏,一下子成了奴隶。伍子胥是楚平王太子太傅伍奢之子,因避祸先后投奔宋国、郑国,最后被吴王阖闾召为行人。孙子本是陈公子完的后人,因精于兵法而被吴国重用。

食客一般出身贫贱。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之初,一些贵族士大夫的地位日益突显,采邑领地不断扩大,需要家臣协助管理。比如鲁国的季康子、晋国的乐怀子、赵简子等都养有不少家臣。按《国语》,大夫的家臣称“老”,为大夫主持礼乐者称“宗”,也称“宗人”。这里的“宗老”也就是后来的食客。相对于策士而言,食客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只要精明练达、善于处事,或者具备一技之长就行。所以早期的食客多由贵族官僚过去手下的武士或部分文职人员充任。但是,在客卿养士制出现之前,食客的人数并不多,构成也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如果说策士与君主的关系是一种主客关系,那么食客与蓄养自己的贵族之间则近似于主仆关系。春秋之初还是尚礼重义的时代。君臣之间不仅等级森严,而且臣对君主必须忠诚,“事君不二是谓臣”。士人多信奉“君忧我勤,君辱我死”、“从君而二,君焉用之”的信条(《国语晋语一第七》),这也正是君主对于士人操守的起码要求。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君主的地位常常是朝不保夕,主客之间往往政见不合,策士背弃前主、另择新君的现象已经屡屡出现。但在下层食客之中,尚礼重义的风气似乎还相当浓厚。早期的食客普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也就是心中没有“国家”,只对主人忠诚。有些食客甚至几代人侍奉一个主家。晋国的乐怀子逃亡时,执政范宣子严令其家臣不得跟从,违者戮而曝尸。乐怀子门下的食客辛俞却抗命以从,被官兵擒获后,辛俞坚定地对范宣子表示,宁愿就死也不愿叛离其主(《国语晋语八第十四》)。

而范宣子也感念其诚,不仅释放了这位以死效忠的食客,还想以优厚的待遇把他拉过来做自己的食客,辛俞却不为所动。其实,食客的所谓忠诚也是由其与主家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因为策士在列国纷争的环境中可以“士无定主”,而食客一旦被弃用,谋生就相当的不易。“忠诚”乃是维系食客与主人关系的一条纽带。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食客 贵族 社会 范宣子 士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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