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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意味着什么:宋神宗朝政治平衡开始崩解

2012年11月12日 16:2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世利

本文摘自:《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研究》200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杨世利

从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看宋神宗朝的权力制衡机制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的机制到宋神宗朝即遭到破坏。首先表现在谏权遭到压制。王称在《东都事略》卷79《王安石传》中列举了王安石对台谏官的贬降: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其出诲;御史刘琦、钱顗、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

这个长长的贬降名单只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宋神宗朝因反对变法被贬的台谏还有一些。那么能否因此得出结论,宋神宗朝的相权高于谏权?答案是否定的。宋神宗朝宰执大臣被贬共有24人次,其中有15例与反对新法有关,占宋神宗朝宰执贬降总数的63%。说明宋神宗朝的宰执贬降主要是因相权触犯了皇权,因为变法是皇帝的既定方针。王安石贬降台谏官,表面上是相权压制谏权,实质是皇权压制谏权。宋神宗在熙宁初年之所以全力支持王安石,是因为不如此变法就推行不下去。所以王安石的相权是以支持宋神宗变法为前提的。等后来变法已成定局,宋神宗能够独立领导变法时,个性颇强的王安石就不得不辞职了。

所以宋神宗朝的权力格局表面上是皇权、相权联合压制谏权,实质是皇权独大,无论宰执、台谏都要绝对服从皇帝。正如虞云国先生所指出,相权之所以能够僭位成为制衡结构中的主导性权力,是以君权失控为其前提的。因此,分权制衡的倾侧和台谏系统的危机,其始初的、根本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君主专制下君权的失误。

从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分析宋神宗朝权力制衡机制遭破坏的原因

在分析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的原因时,笔者提出了三个原因:一、宋仁宗无为而治;二、宋仁宗善于纳谏;三、宋仁宗朝大臣有气节。现在要探讨宋神宗朝三权制衡机制遭破坏的原因,自然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不过顺序要倒过来。

官员政治型贬降、叙复与宋神宗朝大臣有气节

先看宋神宗朝大臣是否有气节。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宋神宗朝前期,无论是赞成变法还是反对变法的官员,都有着坚定的政治理想,不会为了作官而改变自己的理想。宋神宗即位初,欲重用王安石,命韩维写信给王安石表明此意,韩维说:“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这说的是王安石的气节。富弼罢相后,司马光对宋神宗说:“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宋神宗说:“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坚欲去。”司马光说:“彼所以欲去者,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这说的是富弼的气节。宋神宗欲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政见不被采纳而坚辞不受。后宋神宗问程颢:“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程颢答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多年后,神宗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这说的是司马光的气节。宋神宗朝初年,那些被贬降的台谏官,明知反对变法要被贬,可还是宁愿被贬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台谏官有气节的表现。

这都是宋神宗朝初年的情况,到了神宗朝元丰年间,为了作官而见风使舵、不择手段的官员越来越多,有气节的官员越来越少。但这是三权制衡机制被破坏产生的恶果,不是三权制衡机制遭破坏的原因。

官员政治型贬降、叙复与宋神宗的拒谏

宋神宗是个性强、有主张的大有为之君,这样的君主往往听不进不同意见。刚即位,就与谏官司马光发生了一场争论:

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非为好事也。”……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神宗显然更喜听顺耳之言,希望大臣迎合自己。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政治平衡 国是 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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