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审理案件,如果当事人不是秀才,就要下跪头。
在古代中国,灭门案并不鲜见,这凶手,一是政府,二是匪徒。政府喜欢连坐,对十恶不赦的重犯,往往千刀万剐,同时还要株连其家人,一人造反,九族被杀,不但灭门,而且灭族,这种残酷刑罚,从汉初到清末,一贯如此。匪徒们抢劫财物,遇到反抗,为了顺利脱逃,也会杀人全家,不留活口,造成灭门惨案。
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灭门案,既不是政府制造的,也不是匪徒制造的,其凶手只是一些安分良民。我们以乾隆元年为例,说说这么几起案子。
乾隆元年二月十三日凌晨,在北京城某街道一“堆子”(即警亭)值班的捕快接到报案,报案人叫张扬成,说是杀了人,特来自首。捕快问他杀了什么人。他说:我媳妇、我兄弟、我妈,都让我杀了,尸体还在家里放呢。捕快大惊,跟他来到住处,果然瞧见三具尸体:女尸两具,男尸一具,女尸是张扬成母亲王老太太和妻子徐氏的,男尸是张扬成的三弟弟张洪仁的。于是捕快逮捕了张扬成,然后大兴知县升堂审问,张扬成毫不隐瞒,一五一十讲了作案背景和作案经过。
这张扬成是北京良乡人,在家里排行老大,跟母亲王氏、妻子徐氏、三弟张洪仁、四弟张保生活在一起。三弟尚未结婚,四弟年龄很小,还是个小孩子。乾隆元年正月,过完大年,张扬成带一家人进京办事,没地方住,租了三间房,他跟妻子、母亲在外屋睡,三弟和四弟在里屋睡。有天下午,张扬成出去理发,回来看见妻子和三弟在外屋坐,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喝了酒,就怀疑他们两个没干好事儿,但是没说破,在心里憋。二月十二日夜里,张扬成喝了点儿酒,因为一点儿小事,跟三弟张洪仁吵了起来,妻子徐氏在旁解劝,张扬成感觉她是在袒护三弟,认为他们两个一定有奸情。当晚三更,张扬成爬起来,抽出门闩,在妻子头上敲了几下,妻子大喊救命,三弟从里屋冲了出来解救,张扬成又取出菜刀砍死了三弟,然后又砍死了跪地求饶的妻子,然后又杀死了老母亲。小兄弟张保吓坏了,趁乱跑出去,才算逃了一命。
知县问张扬成:你亲眼看见你媳妇跟你兄弟私通了吗?
张扬成说:没有。但是他们俩肯定私通了,要不然我杀我媳妇时,小三儿怎么跑出来搭救?
知县又问:即使你媳妇和你兄弟通奸,杀他们两个也就够了,干嘛还要杀掉自己的亲娘?
张扬成说:我妈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却一直不告诉我,该杀。
你瞧,整个一心理变态。
再说一起。乾隆元年九月十六日,山东发生了一起灭门案,凶手叫曲付成,死者是他的妻子骆氏和他刚满半岁的女儿。曲付成为什么杀掉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呢?据他供述,他是农历三月份跟骆氏结的婚,到了四月份,骆氏就生下一个女儿,日期不对。办案的人问:你们俩结婚之前,是不是同过房?曲付成说:骆氏是我们家的童养媳,我俩早就圆房了。办案的人说:既然早就圆房了,那么结婚一个月就生孩子也没什么奇怪啊。曲付成说:我跟她圆房那么多年,她都没生,怎么一结婚就生了?肯定不是我的种!
第三起灭门案也是发生在乾隆元年,地点在湖北襄阳,凶手叫张天爵,这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养子,作案动机呢,也是因为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具体讲,就是这张天爵没有生育能力,跟妻子吕氏的关系一向不好,再加上他又很自卑,所以处处怀疑妻子有外遇。雍正九年六月,张天爵去岳父家走亲戚,见吕氏跟娘家姨表兄有说有笑,非常嫉妒,认为妻子跟姨表兄的关系不太纯粹。乾隆元年九月,吕氏去娘家走亲戚,回来时抱了一个孩子,说是领养的。张天爵越看领养回来的那个小男孩,越觉得像是老婆跟别人的私生子。当年九月初十夜里,张天爵终于忍不住了,“闻吕氏翻身,忽起杀机,遂持小刀前至吕氏枕边混扎,致伤吕氏胸膛等二十七处。”也就是说,他扎了老婆二十七刀。然后他又在养子身上扎了十五刀。不用问,大人和孩子都倒在了血泊中,很快死了。
以上三起灭门案,发生的地点各不相同,有北京的,有山东的,也有湖北的,但是性质都一样,凶手杀的都是自家人。作案动机也差不多,都是怀疑妻子不忠,于是杀人泄愤。
不过凶手受到的惩罚却大不相同:张扬成杀了母亲,被凌迟;曲付成和张天爵没有杀母亲,判了死缓,也就是绞监候。乾隆元年大赦,曲付成又被释放出狱。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法律跟我们现在的法律不大一样,现在凡是故意杀人,不管杀的是谁,都会判死刑(精神病患者除外)。而在清朝,杀长辈要加刑,本来该砍头,判成凌迟;杀老婆和孩子则可以减刑,本来该死刑,判成死缓或充军。这种法律跟现代的法治精神完全相悖,但是,在维护儒家那一套等级秩序方面非常有效。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清朝发生的种种灭门案中,杀父母杀兄长的很少,杀老婆杀孩子杀兄弟的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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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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