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有勋旧、世管、互管、公中诸种，除公中佐领外，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高级将领如都统、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马尔赛为将，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迁怒于汉人将领。赐给傅尔丹御带，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而且怕死，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临阵怯战，推托中暑而下马。他的家人说: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又把他扶上马。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躲进草丛。等到打完仗回营时，还是浑身战栗不已，身穿甲胄、蒙着大被抖到天亮，一时传为军中笑谈。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

其六，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们与汉人接触，免受汉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理由竟是"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其实不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缅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绿营兵22000名，八旗兵仅仅3000名，绿营兵数多于八旗8倍有余。1787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用绿营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敌者仅100名。1853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调集绿营兵53436名，八旗兵仅4999名，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即使是派八旗军上战场，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八旗兵在后跟随。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清后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将无才智之士。当时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

综上所述，八旗军由盛转衰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它的衰败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但同时也要看到，任何军队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时期，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经过这一关。八旗军由盛转衰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某些普遍倾向。清朝统治者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影响认识不足，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直接导致了八旗军的迅速衰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后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刘庆 魏鸿文 军事历史研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