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他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为官要尽职，做人要低调。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晋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时候，他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

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刚开始颇为诧异。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所以李世民断定，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李世民转念一想，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然后接见告密者，问他要告谁，那人回答说：“房玄龄。”

李世民冷笑一声：“果然！”当即喝令左右，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

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责怪他不够自信，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

作为房玄龄，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但是碰上这档子事，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最后还能够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他绝不会越俎代庖。

而作为李世民，他内心对房玄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来意，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

总之，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所以我们说，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