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清兵入关，北京再次告警。崇祯急诏天下兵马“勤王”。秦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日夜兼程北上，马未解鞍，立即与清兵激战，先后会同友军收复滦州、遵化等地，再次解除了北京之危。由于秦良玉抗击外虏有功，崇祯皇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她“三品服色”及彩缎、羊、酒等物，还亲自写诗四首赐赠，以示褒彰。这即所谓“平台赐诗”的“旷典”。诗云:“学就西川八陈图，鸳鸯袖里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其二:“蜀锦战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其三:“胡虏饥餐誓不辞，饮得鲜血带胭脂。凯歌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其四:“凭将箕帚扫虏胡，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诗未必皆佳句，亦不免夸张，因为那时秦良玉已是半老之妇了，但于秦良玉飒爽英姿之描绘却也不无生动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秦良玉不仅名震巴蜀，也遗誉京华。她在保卫北京之役后，曾驻军于北京城内。因描绘却也不无生动之而留下了一些遗迹。一些野史笔记如《藤阴杂记》、《宸垣识略》、《燕京访古录》等皆有记载，并说她勤王之后“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四川营现为北京胡同名，今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北京凡带“营”之地，均与军旅或军事后勤保障有关，如高丽营、骚子营、菜户营、铁匠营、小营等。四川营因有秦良玉屯兵之故，乃有此名。胡同内有四川会馆，祠堂内中央原有一木龛，悬秦良玉戎装画像，牌位书“明太保秦良玉之位”。龛前还有楹联曰:“出胜国垂三百年，在劫火销沉，犹剩数亩荒营，大庇北来桑梓客。起英魂于九幽地，看辽云惨淡。应添两行热泪，同声重哭海天涯。”门外有横匾书曰:“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十二字。民初此地曾设女子学校，现今四川会馆已为民宅，匾额、楹联均毁之不存，唯秦良玉戎装画像幸由北京文物部门保存(见《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版)。

除此之外，四川营胡同附近还有十几条“棉花胡同”，分头条、上二条、下二条等名称。这也与秦良玉有关。她在驻扎期间，曾令部下与女眷纺棉织布，故而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后人呼之为“棉花胡同”。清代曾有人写《四川营吊秦良玉驻兵遗址》一诗咏道:“金印夙传三世将，绣旗争认四川营。至今秋雨秋风夜，隐约钲声杂纺声。”诗非名家手笔，却颇能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位爱国女英雄的怀念。确实，北京的四川营、棉花胡同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说明人们对这位巾帼豪杰的敬慕了。后世仁人志士也有不少对秦良玉钦敬者，如辛亥先烈秋瑾女侠13岁时读描写秦良玉的小说《芝龛记》，非常感动和羡慕，曾写了一首《满江红》，句中有“良玉勋名襟上泪”之句(见中华书局版《秋瑾集》)，可见秋瑾的忠义侠胆不无秦良玉的遗风。

当然，人们注意秦良玉驻军的四川营胡同，却疏忽了棉花胡同。如按史料记载，“驻兵”于“四川营”，从地图上看，四川营只是一条胡同，而棉花胡同却分头条、上二、下二、、下三、上四、下四、五条、上六条、下六条、上七、下七条、八条、九条共十三条胡同，相对排列，完全是兵营营房格式。我觉得，四川营应该是指挥部，十三条胡同才是士兵及家眷驻屯之地。为什么要纺棉织布？因为秦良玉的部队不属于明代国家常备军，按现在阶级分析的方法，应属于地主武装，国家不负责兵饷。所以只能靠纺棉织布自筹军衣，也有可能就地出售充做饷银。这些史籍均无记载，我查过《北京经济史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也无棉花胡同相关史料的记载。北京最早以产绢闻名。《北平考》(北京古籍1982年版)记载唐代幽州就以范阳绫绢闻名。明代有尚衣监，负责官帽、鞋袜等，清代有针织局、织染局等，都在今北京景山后身一带，棉花胡同不是官办，大概引不起注意。但我猜测，秦良玉的子弟兵连家眷估计住满十三条胡同，约近上万人，“纺声”轰鸣，如果再形成市场，一定非常热闹。

有意思的是北京还有两条棉花胡同，一在东城，称东棉花胡同，为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一在西城，称西棉花胡同，我印象中这里的66号曾是护国名将蔡锷的故居。这两条胡同是否与秦良玉纺棉织布有关，还是老北京过去纺棉织布集散地，只好付之阙如留待专家去研究了。附带提及，棉花胡同头条1号老北京人视为凶宅，传说秦良玉曾于此斩首过违反军记的士兵，但正史未曾记载。民国时人陈宗藩著《燕都丛考》曾载:此为其友林白水故居，林白水因办《社会时报》抨击军阀于此被捕，而枪杀于天桥，“凶宅”之说大约由此而来。（本版摄影常江）